南京图书馆阅读节开幕式上，我的发言没有带稿子。这里，将文字稿录于下：

热爱《红楼梦》，关心红学发展的朋友，每年都会看到有大量的红学书籍出版，《红楼梦》研究给人一种热闹非凡的感受。仅就关于《红楼梦》的作者研究，恐怕近几年就提出了不下20几种说法，比较有影响的，比如洪昇说、吴梅村说、曹頫说、胤礽说、夫妻合著（曹雪芹与脂砚斋）说等等。关于《红楼梦》的主旨和意蕴研究，索隐派的反清复明说，传记学派的隐藏家世的“家族原型说”，探佚学派还原本义的、反高鹗的“真本”说等等，不一而足。这些说法，大多打着“揭秘”的旗号，认为是研究红学的新进展，甚至是红学革命，颠覆了“主流红学”，制造着一个又一个文化热点。

新说不断，新发现不断，新揭秘不断，报纸和网络等传媒推波助澜，一时间议论纷纷，人们莫衷一是，初入其门的爱好者感到茫然和无所适从。

与红楼文化热点高烧不退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红楼学术——红学，它似乎显得举步维艰。由于红学的积累达到了空前的高度，由于红学已经所谓“掘地三尺”，所以即便是作一个新鲜的选题、展开一些创新，似乎也是难的。红学中许多问题，往往覆盖着许多依然正反两面或已经折中的观点，该说的话已经说到位了，话题似乎已经被说尽了。

如此对比来看，似乎红学的生命力只好交给各种新奇的“异说”了。

其实，在热闹的红楼文化里，包含着深刻的危机。还是以作者的种种新说为例，《红楼梦》不可能既是曹雪芹写的，又是胤礽写的；不可能既是洪昇写的，又是曹頫写的。但是，制造新说者，不管三七二十一，先抛出自己的观点，一吐为快，自立山头，占山为王，根本不管自己的学说能否自圆其说，根本不管这面旗帜能打多久，根本不管自身观点的千疮百孔，也可以没有任何可靠的文献根据，根本不管对面山头上迎风呼叫的猎猎大旗。在貌似热闹的作者真相的研究中，揭示真相和发现真相，以及真相之间的矛盾，使“真相”成为欺世的说辞。

作者研究中的乱象频生，使大多数关于作者研究的种种新说不攻自破，迅速流产。类似众多书籍中的学说，像泡沫一样迅速破掉，使读者和爱好者再也不能信任某些出版物，至少得对它们持十分谨慎的态度。

对《红楼梦》无比热爱的人们，必然有不断提高自己认识水平的要求。求真问美是其必然归宿。

因此，一直在艰难探索中的红学，最终将会以自身的学术品格赢得尊敬。红学近二十年来的发展，其所完成的学术转型、取得丰富成果必将被人们所认识。这些成果的代表性著作有胡文彬的《红楼梦与中国文化论稿》、张锦池的《红楼梦考论》、沈治钧的《红楼梦成书研究》、梅新林的《红楼梦哲学精神》、中国红学会集体编著《话说红楼梦中人》等等。

红楼文化与红楼学术并不是对立的。

红楼文化和红楼热的根本原因，在于大家对《红楼梦》的无比热爱，在于大家对《红楼梦》的无比崇敬。红楼学术要引导人们对《红楼梦》形成正确的文化观。比如作者研究，在确认《红楼梦》的作者是曹雪芹的推断中，确实存在一些缝隙，需要新材料来连接链条，但现有文献的最多证据还是指向了曹雪芹，曹雪芹在历史的现实生活中确有其人，这是不可否认的。《红楼梦》的祖籍之争，并不是你死我活的、非此即彼的。祖籍研究，不是红学本体，是红学的衍生物。自认为是曹雪芹的祖居地的各方，完全可以依据自己的优势和传统文化资源，各美其美，美美与共，通过文化的再创造，古为今用，使曹雪芹的创造精神和《红楼梦》的文化境界、精神价值得到发扬光大。

合理地应用《红楼梦》及其相关的文化遗产，需要找到正确的结合点。这里必须拒绝牵强附会，必须拒绝曲解古人，必须拒绝造假制假。标新立异，应该体现在类似于曹雪芹的创造精神上；震惊效果，应该体现文学继承及其在新的伟大经典作品的惊世创造上。

合理地应用《红楼梦》的文学影响力，利用《红楼梦》的品牌，可以奠定文化起点的高度，但不能竭泽而渔、唯利是图。出版商和策划人应该看到，故弄玄虚的揭秘，公案化的内容改写，大多建立在曲解《红楼梦》的基础之上的，危害了《红楼梦》的文学性和审美价值，实际上贬低了《红楼梦》、丑化了《红楼梦》。这样的结果，表面上看一片繁荣，其结果必然是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红楼文化缺少学术品格，红楼文化背离文学的旨趣，将使其自身难以为继。

红楼学术也离不开红楼文化。

学术如果做成象牙塔中的学问，成为少数人的事，那是学术的悲哀。红学幸好不属此列。《红楼梦》从诞生以来，就拥有众多的爱好者和批书者、研究者。这是因为，红学的中心在文本，而红学的本体《红楼梦》文本，主要是一个感兴的对象，关乎大家的兴趣，关乎时代的风尚，关乎人们对艺术的美学理解。

红学具有人文学科鲜明的二重性（跨学科性）。

其一是学术红楼。这里强调红学是科学，强调的是红学的求真性、实证性。如果说红学不是学术，那么胡适、俞平伯等对《红楼梦》的研究都是胡说吗？胡适、王国维的观点比附会的观点，其所具有的科学性、进步性是毋庸置疑的。

其二是文学红楼。这里强调的是对《红楼梦》文学价值、精神价值的理解，带有主观性。在这个时候，红学小于《红楼梦》，因为人们获得文学滋养不一定靠来自红学，但可以来自《红楼梦》或者仅靠《红楼梦》。红学研究中的一部分，如文献考证、祖籍、家世索隐，相当多的内容无关《红楼梦》的文学性，与对《红楼梦》文学价值的评判无关。所以，人们说吃鸡蛋不必知道是哪个鸡下的蛋。

其三，整合红学中历史与文学的关系，实现“三文主义”（文献、文本、文化的融合），刻不容缓。结合好的范例：俞平伯、张爱玲等，前者对红楼梦的考证始终以不伤害其文学价值、完整性为前提，后者（还有林语堂）成功地将《红楼梦》转化成为一种文学资源、创造力。

红学的异化，是下笔千言，离题万里，言不及义。红学不应异化为与文学无关的东西。

红学应该成为文化创造力之学。

《红楼梦》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创作，泽被深厚。《红楼梦》在现代文学中是一个不能避开的前提，继承与超越、模仿与误读构成了一言难尽、复杂纠结的血肉联系。现代作家，包括鲁迅、茅盾、巴金、张恨水、林语堂、张爱玲等，都是红楼精神的继承者，他们立足于时代与现实，在此基础上与《红楼梦》对话，与曹雪芹对话，真诚地感受生活深刻地悟解人生，以自己的不朽的作品，形成了星空灿烂的文化新景观。

因此，红学与红楼文化不应该以少数和多数之别而论。红学需要越来越多的人介入，给红学注入新活力，反过来，红楼文化需要借助于红学来获得支撑，使其具有时代高度。

红学中没有“草根”与“官方”之别，没有“民间”与“主流”之别，只有“真理与谬误”、“先进与落后”、“美丑”之别。

红楼文化的极致，与红楼学术的极致是统一的，即最终归结到对文化创造力的认识、研究、继承上，归结到对新的文化经典的呼唤和创造上。假如没有新的伟大作品的出现，将使我们最终误会了红学，误会了《红楼梦》，误会了曹雪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