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白盾的著作，很有收获。他将《红楼梦》看作是文学作品，着力点在探寻《红楼梦》的魅力之源。白盾今年八月仙逝，仅以此文纪念。

第一、关于《红楼梦》的现实主义的理解问题，过去存在着“过于执”的理解。警醒人们不能对《红楼梦》的“追踪蹑迹，不敢稍加穿凿，”进行错误理解，《红楼梦》还继承了庄子的写作笔法：“无风作有”“信笔而去”。“过于执”是“写不出这般天上地下、自由空灵的文字”的，不是曹家的“生活志”，不是曹雪芹的“起居录”。（《〈红楼梦〉的荒诞、随机性》，第107页）

第二、探讨《红楼梦》的哲理意蕴。“人类对宇宙的发生、发展与变化、归宿，正如‘朝螟不知晦朔、蚁蛄不识春秋’一样地茫然无知的。……‘石归山下无人问’正按和宇宙消亡之旨。这就使‘红楼’的哲理境界显示出与宇宙一致的空玄、幽邃、宏伟、深远的意旨。”（《〈红楼梦〉的哲理境界》124页。）所以王国维说：《红楼梦》是“宇宙的也、哲学的也、文学的也”。

第三、关于宝玉形象的“拟帝王”描写：

“钗黛好和或‘合一’的构想，又涵有‘二女同侍一夫’的隐蔽观念。”文人难过皇帝关，“赋予心爱的主人公一些‘拟帝王’的色彩也在情理之常，无可奇怪的。‘金陵十二行’，不也有‘姬妾成群’的意味吗？从这个视角看，钗黛和好与‘合一’的构想又有娥皇女英同侍虞舜的象征，反映出作者多妻制的观念与渴慕帝王生活的思想。”（第213页）

第四、两大版本系统的思想差异与对立

脂本系统是钗黛合一、宝政合一，两大矛盾都消失了。而程本系统则将这两个冲突进行到底，形成高潮。取消两大矛盾的描写，必成“庸文”。

因此，按照脂砚斋的提示，“曹雪芹的创作危机”是不可避免的。换言之，如果脂砚斋的话是可信的，那么曹雪芹也是可以批评的。

造成曹雪芹放弃爱情冲突描写的原因，是曹雪芹未能摆脱封建大家族的所谓“大家风范”，恪守所谓“不及于乱”要求。所以，曹雪芹所说的真情，不包括自由爱情和自主婚姻，这被曹雪芹“按照封建礼法把它说成是‘淫奔’，即所谓‘淫邀艳约，私奔投盟’。”（214页）他所说的“大旨言情”之“情”，“乃两小无猜、耳鬓厮磨、似觉非觉、似有似无的‘不及于乱’的‘儿女之真情’。”（第214页）

应当破除对曹雪芹的迷信，从“凡脂俱好、凡曹俱佳”的误区中跳出来。不能跳出来的就是写《红楼梦辨》的俞平伯。俞平伯“一头栽入这个‘无限风光’（后卅回佚文）的‘原意’中去，以前八十回攻后四十回，攻出个‘自传’说，‘二美合一’说，‘宝玉贫穷’说，‘怨而不怒’说等等。”（224页）尽管脂本符合作者的“原意”，但是它“违背了生活逻辑与人物性格发展规律，也违背了自己‘内宇宙’的真实情感。”曹雪芹所犯的错误时，为了迁就“父兄教诲”、“师友规劝”，而与自己的本真情感相对立，“试图冲淡、缓解、调和宝黛爱情与钗黛对立的设计和描写”。这是前八十回的内在矛盾，显示了曹雪芹的创作危机。（《悟红论稿·白盾论红楼梦》，第40页。）

程本所描写的宝玉，“拒绝了人间富贵、红尘幸福，随一僧一道飘然而去，是大幻灭、大追求、大快乐、大痛苦、大决裂、大彻悟，有如出家的‘王子’那样具有诗人的气质、宗教家的良心和思想家的魄力。”（223页）

程本系统被接受，是历史选择、历史检验的结果。

第五、回顾红学史，批判欧阳健：

反驳欧阳健等人的观点。胡适发现‘甲戌残本’前，文字、评注与甲戌残本基本相同的戚本已经印行，后来又出现了己卯、庚辰、蒙府等本达十多种，这么大量的脂本，不但“旨在谋利”的“书商”造不出来，即当今高水平的学者、专家要造一页、半页，恐怕也是“难于上青天”。欧阳健立足于“程本观念”，企图打倒“脂本观念”是其实质。

为什么要批评红学家呢？且看看他对红学研究的批评：

“想知道红楼评论家的无聊吗？请看各式各样的‘红学家’或‘曹学家’的评论。……无限缪悠之说与揣测之词的‘污染’，也将终致红楼的消亡——它的真实面目不为人所见、所知，——它所显示的风月旖旎的空灵世界最终于‘无’所显示的哲理意蕴也将湮落无闻。”（《〈红楼梦〉的哲理境界》第12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