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曾子墨申请美国大学时，每个大学寄来的申请表都是厚厚一摞。申请表上，有一个问题，让曾子墨颇费踌躇。这个问题是：“你是否从事个社区服务？如果是，请详细描述。”

当时的中国，根本没有社区概念，更何谈什么社区服务？面对这个问题，曾子墨犯难了：胡编乱造，虚构一段社区服务经历？显然不妥。老实承认，自己没有这方面的经历？这样说实话，自己很有可能就被美国大学拒之门外了。因为，美国社会特别注重社区服务。

犹豫再三，曾子墨还是选择了实话实说。她在申请表上写道：

“我曾经去幼儿园教英语，还曾经在荒山上植树，但在我看来，这远远达不到义工的标准。做义工可以培养高尚的品德，让学生了解社会。然而在中国的学校，高高的围墙给了学生一片世外桃源，却也让学生与世隔绝。我不知道为什么中国学校没有鼓励大家做义工，为什么中国社会缺失义工文化，但我相信，中国人是最有爱心的，也是最愿意帮助他人的。总有一天，义工会遍布中国。”

最终，这所大学录取了曾子墨。这就是美国常春藤盟校之一的达特茅斯大学。

一年后，在校方为国际新生举办的酒会上，一个美国老太太，找到曾子墨，并给了子墨一个热情的拥抱，随后，高声说道：“欢迎！欢迎你来达特茅斯！我在录取办公室工作，读过你的申请。虽然你没有真正做过义工，但是我们都欣赏你的诚实，也喜欢你的思考！在达特茅斯，你会有很多做义工的机会！”

原来，正是曾子墨的实话实说打动了达特茅斯的官员。子墨的坦诚不仅让自己顺利被校方录取，还让学校官员牢牢记住了未曾谋面的她。曾子墨感慨道：“我的坦诚居然会给她如此深的印象，可见说真话，自有说真话的魅力。”

尽管曾子墨是个很诚实的人，但在达特茅斯上学后不久。她无意识中差点犯了不诚实的错误。

那是在文学写作课上。老师布置的作业是，阅读《卡拉马佐夫兄弟》，写一篇5到6页的评论文章。曾子墨读完了这本书，又找了一些资料，在借鉴别人的成果基础上完成了作业。引用别人观点时，曾子墨都做了说明：“有人认为”“据文学评论家称”等。作业交上去不久，老师把她叫到办公室，严肃地批评她：“你文章摘录了他人的评论，却没有注明出处？为什么？”

曾子墨解释：“我没有隐瞒啊，我已经做了说明，比如：‘有人说’‘评论家认为’。”

老师强调：“仅仅用引号，写着‘有人评论’，是不行的。”

见子墨满脸疑惑的样子，老师就耐心解释：“很多学生没在这里念中学，所以不清楚怎么写注释。我们要求，从作者到论文名，从书名到出版社，从刊登的杂志到论文所在页码，甚至连书的出版年份，论文的发表年份，都要逐一写清，缺一不可。引用和注释看起来微不足道，却关系到学术道德和为人品格，因为抄袭是最可耻的行为。我知道你不是故意的，这篇文章发回重写。但下不为例。”

这番话，使曾子墨意识到，在任何时候，做人诚实是必须遵守的原则，容不得半点马虎。

大三那年，曾子墨想提前考试，尽早回北京探亲。老师理解她的心情，同意了她的要求。考试那天，老师将曾子墨领到一个教室，给她一份试卷，说：“考试时间为两小时。答完后，把考卷放在我的邮箱里。明天我来取。”说完，老师就走了。老师充分信任曾子墨，让她在绝对自由的环境下完成考试。曾子墨像平常那样完成了考试，连作弊的念头都没动过。她最终的成绩是A—。其实，只要曾子墨拖延10分钟，她就可以获得满分。不过，动一下这样的念头，她都觉得可耻。既然老师如此信任自己，自己的行为必须对得起这份信任。这次一个人的考试，曾子墨的成绩不够理想，但她的诚实得了满分。

毕业后，为了找到一个理想的工作，曾子墨接受了各种各样的面试。而任何一次的面试，曾子墨都坚持做到：讲真话。

一次，面试时，曾子墨出色地回答了三个问题。随后，考官突然问：“听上去你各方面都很出色，你有什么缺点吗？”曾子墨坦然应对：“英语毕竟不是我的母语。所以和美国同学相比，我想，这是我最大的弱点。但是，我一直在努力提高自己的英语水平。刚来美国时，我每天除了上课和打工，还要至少花一两个小时守在电视机前看新闻，为的就是练习英语。另外，虽然我在英文写作课上的成绩是A和A-，但我没有就此停步。”

曾子墨的大实话使她化不利为有利，化缺点为优点。

不管是多重要的面试，不管考官是谁，曾子墨要求自己必须遵循这样的原则：不懂的千万不要装懂，不知道的更不能胡编乱造。

其实，何止面试，在人生的各种场合，我们都应当遵循这样的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