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的，我就说是好的；不好的，我就说是不好的。”这句格言出自康耐尔大学的桑普森教授之口。此人是胡适的朋友。他曾对胡适讲过一件事，令胡适终生难忘：

“有一年，我在英国，住在一个大学教授的家里。某天，那个大学的校友会举办辩论会，请了位政客演说。他的演说并不高明。会散后，主人问我今晚的演说如何，我不想得罪人，就敷衍一句：‘我认为这相当有意思’。这句话在美国是句不置可否的应酬话，但英国人却把它当作一种褒义。所以我的朋友很不高兴，说‘有意思？我认为简直糟透了！’我当时非常惭愧。从此以后，我发誓不说这种敷衍的话；无论什么人拿一首诗或一出戏请我批评，我总是老实告诉他：好的，我就说是好的；不好的，我就说是不好的，——从不欺人。”

胡适对这个故事有如下评价：

“这种态度，使我敬畏。我自从听他那番话以后，也立誓不徇情面，不说违心的应酬话。我有时或不能完全做到这步地位，但我希望总不致十分对不住我这位师友。”

胡适喜欢的这句格言，使我想起殷海光的一篇名文《是什么，就说什么》。在文中，殷海光写道：

“我们立言，以什么为基准呢？我们立言的基准只有这样的一条：

是什么，就说什么。

事实是白的，我们就说它是白的。事实是黑的，我们就说它是黑的。我们绝不把白的说成黑的。我们也不愿把黑的故意说成白的。

这一条基准，是极权与民主的分水岭；也是科学与玄学的大界线。从最根本的思想和认识模式来观察，民主对极权的抗争，科学对玄学的冲突，都是为了这一条基准。”

殷海光这番话道出了这句格言背后所蕴涵的深远意义。

伏尔泰曾说：“说出真实的思想，是人生极大的安慰。”胡适喜欢的这句格言与此有异曲同工之妙。

亚里士多德说：“把不是什么说成是什么，或把是什么说成不是什么，便是假的；而把是什么说成是什么，把不是什么说成不是什么，便是真的。”胡适喜欢的这句格言与亚里士多德这句话可谓一脉相承。

王小航先生曾在文章里写道：“朋友朋友，说真的吧。”这句话让胡适触动很深，他在给《王小航先生文存》作序写了这样一番话：

“十月八日，有一位白发老人（王小航）来访，我不在寓，他留下一大包文字，并写了一张短条子留给我。……第三天，我到水东草堂去看王先生，畅谈了一次。我记得他很沉痛地说：‘中国之大，竟寻不出几个明白的人，可叹!可叹!’平心说来，国中明白的人也并非完全没有，只因为他们都太聪明了，都把利害看得太明白了，所以他们都不肯出头来做傻子，说老实话。这个国家吃亏就在缺少一些敢说老实话的大傻子。王小航先生就是一个肯说老实话的傻子。他在贤者之责一篇的末段有这八个字： ‘朋友，朋友，说真的吧!’

我去年十月读了这八个字，精神上受着很大的感动。‘说真的吧’，这四个字看来很平常，其实最不容易。必须有古人说的‘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精神，方才敢说真话。在今日的社会，这三个条件之外，必须还要加上一个重要的条件，就是要‘时髦不能动’。多少聪明人，不辞贫贱，不慕富贵，不怕威权，只不能打破这一个关头，只怕人笑他们落伍，只此不甘落伍的一个念头，就可以叫他们努力学时髦，而不肯说真话。”

正因为无人肯说真话，所以偶或有真的猛士冒着生命危险吼出一句真话，它就既像霹雳，振聋发聩，也如闪电照亮寰宇，所以索尔仁尼琴才说：“一句真话比整个世界的分量还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