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ne wonderful morning in May,

            You told me you love me

            When we were young one day.

                ——影片《翠堤春晓》插曲                  

　　从三月起就陆续收到世界各地同学的来信，问我是否能搭伴参加今年六月的校庆。因校庆日期和孩子毕业典礼冲突，没打算去。但收到来自四面八方的问候，心里还是充满欢乐的。

　　昨天刚参加完儿子的毕业典礼，看着他们青春的笑脸，不由想起我的大学时光。我本科毕业距今有25年，在1988、1989年又进一次大学的门。第二次毕业典礼原定1989年6月5日举行，后发生的事使毕业典礼不能如期举行。所以今年的聚会是18年后的团聚：同学们回国的回国、出国的出国，结婚的结婚，离婚的离婚……天各一方。有位同学让我发张近照过去——想看看当年的“玫瑰”（意思是“玫瑰虽美，刺多扎手”——瞎说，其实我对他们都挺温柔地）现在是不是成了“仙人球”了（挺损的吧）？于是翻箱倒柜找出25年前的毕业照及前几天同学寄的18年前补办毕业典礼上的照片。贴上来看看：当我们年轻的时候。

　　在我读本科时，学校还不像现在是女生的天下。系里“一百单八将”就五位女生，号称“五朵金花”。要搁现在，五位女生——每位还不像足球似地在20名冲锋队员怀里抢疯了？可当年校风淳朴，男女同学连牵手都不曾发生，说话还隔着八丈远（没成夫妻，都已相敬如宾了），没张口脸先红...那四朵花我不清楚，反正我是没人追，连个小纸条都不曾收到——遗憾。这张照片是毕业当天在学校湖边照的（1982年7月）。

　　　第二次进校门是生下儿子后的1988年，当时的我是一位年轻的妈妈，这里读着英文版《联邦党人文集》、《大国的兴衰》，那里却想着放在母亲家的宝贝儿子。现在想来心挺狠的，孩子刚满一岁啊。经努力终于完成规定学分，准许毕业了。可就在准备举行毕业典礼的头天，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事件。为安全着想，校方决定立即“遣散”同学。美国同学登上他们政府派来的接侨民的专机，中国同学各自卷铺盖回家。半年后，校方派理查·高尔顿教授从华盛顿ＳＡＩＳ本部将我们的毕业证书送到北京。当时北京地区正“戒严”——去美使馆取毕业证显然不可行。聪明的校方选择了“肯德基餐厅”：利用公共娱乐场所，补办毕业典礼。我想，世界上任何一家肯德基连锁店都不会有此殊荣：为一个著名大学的研究生院举办毕业庆典。这里要感谢尹同学为我照相，细心的读者可发现前门楼子在我身后，高尔顿教授语重心长地看着我...还有，还有我那半年里难得一见的笑容(1989年11月)。

　　一晃十八年过去了，1989年6月的往事不堪回首。理应举行毕业典礼的前一天我们相拥而泣，互道珍重——挥挥手、没带走一片云彩。我们青春的热情、青春的理想和青春的躯体似乎在这一天里被彻底埋葬。记得我给罗同学的临别赠言是：“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这次来信中怎么没发现罗同学电邮？我的GI：您是战死在伊拉克、还是阿富汗了？为了自由故吗？戴眼睛的马兄：不能忘记你用血肉之躯组成“民主”两字，我想知道“自由之火”还在您心中燃烧吗——就像当年的约定？

　　同学，尤其海外飘泊的同学，别来无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