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ands the church clock at ten to three?
And is there honey still for tea?
Rupert Brook( 1887-1915 ) — 剑桥西南方向二英哩处有一个名叫格兰切斯特(Grantchester)的小村子。这里人烟稀少,牛群低吟,草木萋萋,河水孱孱……。来此地的人除了剑桥学子、大概只有像我这样来寻觅一种失落的人文精神的人。当我走在被木栅栏围起来的牧场中间留有的唯一一条通往村子的小道上,一首老歌在我心头回响:那些花到哪里去了?很久很久以前的事情……
格兰切斯特因“果园茶室”( The Orchard Tea Garden)的下午茶而著名。上个世纪初,这里曾是英国知识精英的聚会场所;茶室外至今还悬挂着一张发黄的合影像片,照片上的人物是格兰切斯特的常客:小说家弗吉尼亚·伍尔夫、E·M·福思特;哲学家罗素、维特根思坦;经济学家凯恩斯;艺术家约翰·奥古斯塔;诗人鲁佩斯和鲁泊特·布鲁克——后者是这个被称为“格兰切斯特小组”的核心人物。1909年,布鲁克搬出剑桥的国王学院,当时茶室的主人史蒂文森太太正好有一间小屋等待出租,那房子就在果园的里面,小屋的窗前杏花飘洒,布鲁克就这样搬了进去……
青年诗人的魅力、牧歌般的生活,将一群活跃在英国知识界的文人雅士吸引到了这里。他们在这与大自然融为一体的果园享受下午茶,各种新的思想、新的观点在这里交汇、碰撞——那真是一个自由奔放的年代!他们特立独行﹑狂放不羁,有着共同的情趣和生活态度,有着崇高的理想与追求……而且,每一个人都似天空中的北斗星璀灿发光。
然而不久,一战的炮火将这宁静打破。布鲁克决定投笔从戎,他写下了脍炙人口的名篇:如果我死去,请这样想起我:在遥远的异国他乡一角,永远属于英格兰。没想到这首诗竟一语成谶——诗人在登上开往土耳其的战船上不幸身患疾病,在希腊一座小岛的橄榄树林里长眠地下,年仅28岁。从那时起,村子里的圣安德鲁和圣玛丽教堂的钟摆便永远停在了下午三点差十分——只因诗人的名句:教堂的钟可是差十分三点?仍然还有兑茶的蜂蜜吗?
布鲁克死的动因和曾经在格兰切斯特居住过的另一位诗人有不谋而合之处。走出“果园茶室”不远,就可以见到一块木牌,标识着“拜伦潭”(Byron Pool)。格兰切斯特曾经是拜伦和朋友们游泳﹑击剑的地方。
拜伦1888年出身在苏格兰贵族家庭。其祖父为海军军官,其父亲为侍卫军官,他在拜伦出生不久即为逃避债务而弃家出走。拜伦生有残疾,10岁那年袭爵为拜伦勋爵(六世),12岁入哈罗公学读书,17岁入剑桥大学三一学院、主修文学及历史。但他对这两所母校都无好感,在剑桥他是不守规矩的学生,象一个纨绔子弟;在哈罗公学时,他曾带头闹事,反对新任的校长——这种桀傲不驯的举动,正是反叛者的端倪。
拜伦十九岁那年因世袭爵位进入了英国上议院。据说他在宣誓后就直接坐到了反对派通常坐的席位上——他用这种方式表明他的政治立场,一个与生俱来的叛逆者的政治立场。拜伦一生的座右铭就是“我属于反对派”,他总是以下层民众的代言人自居,为民请命。他的文学作品和政治言论,都带有这样的政治倾向。他很少出席议会或者发言,但有三次被认为很重要:一次是反对惩罚工人破坏机器的法案(1812年2月);一次是赞成有利于爱尔兰民族运动的天主教徒解放法案(1812年4月);一次是同情一种改革法案(1813年6月)。
从1816年起,拜伦永远地离开了祖国。他先是在意大利参加反抗奥地利统治的秘密组织“烧炭党”,真刀真枪地投身革命。1821年烧炭党起义失败后拜伦在意大利各地流亡,后辗转来到希腊组织反抗土耳其人统治的起义,最终病逝于热那亚。1824年当拜伦的遗体从希腊运抵英伦后,遭到威斯特敏斯特住持的拒绝(英国历代许多著名的文学家和历史人物都葬身其中),而后归葬于其诺丁汉的祖坟——与其说诗人不容于这个国家,还不如说这个国家不容于诗人。
从拜伦到布鲁克,从布鲁克到海明威——从他们身上我们能够找到一种公共知识分子的高贵精神的传承:蔑视权贵、同情弱者,多愁善感、桀骜不驯。这是那一代知识精英的缩影,他们多数出身上流社会,受过良好教育,既能在格兰切斯特下午茶吟诗作画取悦女人,又能在乞力马扎罗山脚下驰骋打猎;最后,当心中的理想呼唤的时候,他们都能义无反顾、将热血洒在热那亚或马德里!
你再环顾当今世界,当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一群所谓的专家教授建议布什政府组织一个以“民主国家”为主导的政治实体替代联合国、建立世界新秩序的时候;当中国大学研究院里的所谓学者每天忙于营营苟苟,面对和谐社会里时刻发生的恃强凌弱而集体失语的时候;你是不是也会像我一样仰天长叹:
Where have all the flowers gone, long time passing
我为全球范围内公共知识分子人文精神的缺失而失声哭泣!

加载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