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坛   布衣书局》

　“八十年前是一家”  （摘录）

　　杨武能

  不料一天早上，我正静静坐在施特拉伦欧洲译者工作中心的微机前做翻译工作，突然电话铃响，法兰克福大学汉学系系主任韦培曼教授打来电话，告诉我她通过迪宾根大学一位同行得知我正在德国，故来询问我愿不愿意去法兰克福开会，并告诉我如果能正式做个Referat（发言，报告），一切费用都由研讨会主办者承担。我喜出望外，自然满口答应。随后两次通话便商定了发言内容和题目，并于开会前的两三天里赶写出了一份报告。 

   报告题名为《遭遇卫礼贤》，说的是我自己接触、认识、接受、介绍、评价卫礼贤的情况。报告的前半部分谈我自己如何遭遇和结识卫礼贤。因为这位老夫子在我出生之前八年的一九三年已经过世，我与他的相逢和结识自然就只能是精神上的和间接的了。能促成这种相逢和结识的一为书本，特别是卫礼贤的著作和关于卫礼贤的著作，二为先我出生而能接触到卫礼贤同时又与我有关的人，主要也就是我的老师。我原本知道卫礼贤曾于一九二三年受蔡元培校长之聘担任北大德文系教授，而当时的德文系系主任即被冯至称为自己恩师的杨丙辰先生，又正好是他在青岛的学生；我同时还知道，我的老师冯至和张威廉都毕业于北京大学德文系。 

    由于在施特拉伦手边一点资料也没有，要从家里或其他地方寻找又来不及，只得一靠脑袋回忆，二靠在互联网上搜寻。通过在互联网上读到的吴晓樵等的文章，我进一步发现我这两位恩师在北大学习时，卫礼贤以及卫礼贤的学生杨丙辰都正好是德文系的教授。 

    这一发现令我激动不已，想着想着脑子里便渐渐呈现出一棵树，一棵传统德国人所谓的Stammbaum（宗族谱系图），一个现代德国人所谓的Netzwerk（网络），一幅由交错纵横的关系组成的图形，拿我们自己的话来说也就是一张中国日耳曼学的宗族谱系图或者关系网了。 

    为使自己仅用两天时间拼凑出来的报告生动一点，以期取得让听众一目了然的效果，我便将自己冥思苦想出的族谱图粗粗画了下来，在发言时投影到了银幕上。在这张图上可以看到：中国日耳曼学的Stammbaum 这棵树最底下紧连着日耳曼文化之根的主干基部，是由来自德国的大学者和大翻译家卫礼贤形成；直接从卫礼贤延伸出来的是他在青岛办学时的学生杨丙辰；杨丙辰当了一九一八年之前的北京大学德文系系主任，于是从他和卫礼贤构成的主干便衍生出来不少由他们的弟子构成的枝干；这些枝干中最粗壮的有两支，一为北方以冯至为代表的北大德文系，一为南方以商承祖、张威廉为代表的南京大学德语专业；在这南北两大支干上面，往上又繁衍出来了层层叠叠、密密匝匝的枝枝杈杈。然而，追本溯源，这棵中国日耳曼学之树的根和主干却只有一个，那就是诞生于八十多年前的北京大学德文系；后来以长期任教于北大的冯至先生为代表的“北宗”不说了，即使以南京大学商承祖和张威廉为代表的所谓“南宗”，最终都源于北大德文系。 

    前文称张威廉、冯至等老师为中国日耳曼学的第二代，以此推之，杨丙辰先生及其同辈就应该是第一代。在第一代之前，需要说明的是，中国自然也有德语教学、德语翻译，例如一八六二年创立的京师同文馆便设有德文馆。只不过，当时教授的乃偏重理工和军事的实用德语，教习也多为德国人，且未出现像杨丙辰似的在学术和翻译方面卓有建树的学者，更未形成学术传统，所以也就无法算作中国日耳曼学的先驱。

 《孔夫子旧书网》

中德文化丛书之八《论德国民族性》中德学会编 维廉•亨利•黎耳著 杨丙辰译

火焰（全一册）

(德)豪布陀曼著 杨丙辰译  上海商务<</span>万有文库>版 1930

世界丛书《费德利克小姐》讜恩 著 杨丙辰 译 商务印书馆

《强盗》（李长之与杨丙辰合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

 《古籍网》

No.225630--汤若望传第-商务印书馆-魏特&杨丙辰-1949年版-

 文章来源： 博览群书　日期： 2006年1月7日

五四后任教北京大学的德文洋教习欧尔克 （摘录）

吴晓樵

……

　欧尔克的两部书中都有丰富的关于德国学术在中国的史料。他尤其提到北大德文系教授顾孟余（Ｋｏｕ Ｍｏｎｇ Ｙü）和杨震文（Ｙａｎｇ Ｄｓｃｈｅｎ Ｗｅｎ，即杨丙辰），谈及这所中国著名高校里的人事纷争。顾孟余（１８８８～１９７２），１９０３年考入京师大学堂，专修德语与德国文学，１９０６年公费留学德国，先入莱比锡大学，两年后转入柏林大学攻读经济学，１９１１年归国，受聘于北大。顾孟余是蔡元培的朋友，在德国留学达八年之久，是北大德文系的创始人之一。欧尔克称，在他初到北京时，顾孟余对他多有帮助。不过他认为顾氏是一个旧式的中国人，城府很深，狡兔三窟 （欧尔克在《旅行报告》中把他比喻为“营造有大量秘密通道的狐狸”），因此他总能当院长。在写作《旅行报告》的１９２７年，欧尔克就认为顾孟余已成为中德文化交流中一个不可或缺的人物，因为顾氏很善于搞人际关系，也擅于揽权。当回顾考察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德语文学研究译介的具体成就时，我们发现，顾孟余确实没有作出过什么成绩。

　　而在当时和顾孟余轮流担任德文系主任的另一著名教授杨丙辰身上，欧尔克认为也有着这种典型的世故内敛的性格，一方面是对学问的勤勉追求，另一方面是很深的城府。他认为这是中国特定的社会环境（来自外国的政治压力和当时中国本土支付能力很低）造成的（参见《旅行报告》第２０～２１页）。今天，杨丙辰因为其当年翻译介绍德国文学的业绩，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渐渐被记忆起。关于杨丙辰，在三十年代有他的学生李长之发表在《现代》上的《杨丙辰先生论》，这篇文章我们近年可以在李长之重新出版的作品集中读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关于杨丙辰的著名文章是张中行写作的收入《负暄琐话》的《杨丙辰》。杨与蔡元培、周作人、吴宓等都有交往。他翻译的剧本《费德利克小姐》（上海商务印书馆１９２３年初版）就由蔡元培作序，但这篇序言《蔡元培全集》漏收。在此顺便提一下，杨丙辰还是冯至、季羡林等人的德文老师。不过，与李长之的评价相反，季羡林认为杨是一个“极端不负责任的教员”。

摘自“天涯博客”《华北日报副刊目录》

中华民国十八年

　 二月一日， 星期五 第二十五号

　　希腊的悲剧 杨丙辰译

　　二月三日， 星期日 第二十六号

　　希腊的悲剧（续） 杨丙辰译

北大未名BBS

摘自《中德学会和中德文化交流》

丁建弘 李 霞

  中德学会在名誉会长和董事会之下，设中国籍常务干事和德国籍常务干事各一名，总揽中德学会会务，配有秘书组协助工作。常务干事下设立三个委员会，分别为总务委员会，编译委员会和图书委员会，其下相应设置总务组，翻译组和图书组三组，开展具体工作。杨丙辰教授和卫德明博士被推为中、德籍常务干事。杨丙辰教授为留德学者，日耳曼学家，译著很多，中国北方学德语的学生，大半出其门下。卫德明和杨丙辰热心会务，使中德学会在不长的时间内即初具规模，取得不少成绩。会址也由北平图书馆小屋迁至东城新址，内设一办公室及一阅览室，每周两次接待各校学生之咨询。前来阅览德文书籍、报纸、杂志的人士也颇为踊跃。1934年秋杨丙辰和卫德明因他事辞职后，接替他们职务的是北平大学经济系主任董洗凡教授和辅仁大学教授兼图书馆主任谢礼士博士（Dr.Ernst Schierlitz）。

《博库书城》

《亲和力》不但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歌德整个的思想、生平和创作，而且也帮助我们理解西方，特别是现代西方恋爱、婚姻的伦理观念和思想基础。东西方在伦理观念上的差异无疑是巨大的。也许正由于这个原因，在四十多年前即已问世的第一个《亲和力》的中译本——为笔者的恩师冯至先生的恩师杨丙辰先生所译，才没有得到我国读者的理解和重视。在实行对外开放和中西思想文化交流不断加强的今天，重新介绍歌德这部“最富有现代精神”的作品似乎更加必要。

 德国古典文学在中国的传播与接受——中国文学网

 1949年以前，一些学者喜欢将歌德和席勒进行比较，其中不乏很有见地者，比如杨丙辰，他眼里的歌德和席勒是这样的：

  葛德(歌德)的才思是客观的，写实的，趋外的，八方面的伴奂全备的。释勒(席勒)的才思是主观的，唯心的，趋内的，深不可识，高不可攀的。葛德是富有渊若大海，一望无际的情感的，释勒是富有灿若日月的哲识理想和奋斗向上的精神的。因此葛德就是一个天生的抒情诗人，释勒就是一个天生的戏剧家。而葛德一生最精纯最出色的作品，就是他的抒情诗。释勒一生的最出色杰作却是他的戏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