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哲学之会通十四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摘录

牟宗三 著

首先由一个看法，哲学是普遍的，所以哲学只有一个，没有所谓中国哲学，也没有所谓西方哲学。

科学是无国界，无颜色的，这对科学的真理来讲是最明显的。但我们不能把哲学完全视同科学，否则就只有一个哲学，正如没有两个科学一样。

若以科学为标准，如逻辑实证论者的主张，那就只有科学一种真理。至于哲学，就没有中国的哲学，西方的哲学。依照他们的说法就只有中国式的民族情感，西方式的民族情感，不能说有中国哲学，西方哲学。但这种态度是不能成立的。我们一定要承认在科学真理以外必有其他性质不同的真理。这种真理与科学性的真理不一样，而且也不能说只是民族情感，在此就可以讲中国哲学，而且有差异与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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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种主张与上面的看法正好相反，主张无所谓普遍哲学，就是没有philosophy as such，也即只有个别的，如各个不同民族的，国家的或个人的哲学，而无所谓的universal philosophy。

第一个态度是就哲学的普遍性而言，只有一个哲学，而第二个态度是就哲学的特殊性而言，就特殊性言，就无普遍的哲学，这是两个极端相反而相冲突的观念。我们认为第一个态度固然不对，但第二个态度也同样不对，两者均同样不正确。此相当于康德的二律背反。

普遍性是由观念、概念来了解，但观念是要表现的，要通过生命来表现的，这就是普遍性在特殊性的限制中体现或表现出来，这种真理是哲学的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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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仁”来做例子，要表现“仁”这个普遍真理，普遍性的观念，是要通过生命来表现的，因为仁不是抽象性的概念，是要具体地表现出来的，与“2+2=4”的数学真理不同。譬如刚性的人与柔性的人表现仁就不大相同，分别地说，刚性的人比较容易表现义，柔性的人也可以有义，故两种不同性格的人，表现人就不大一样。不但这样，表现也因对象而不同。同是表现人，对父母表现为孝，对兄弟表现为有爱，扩大而言，依孟子“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最亲切的是亲亲，故《论语》云：“孝悌也者，其为人之本与！”即表现仁却亲切的地方就是孝悌，孝对父母，悌对兄弟，仁民爱物均是仁的表现。

仁就是这样性质的普遍真理，此与“2+2=4”显然是不一样的。“2+2=4”这种数学真理是普遍而无国界的，无中西之分，而仁义这种普遍真理是要通过生命来表现，就有各种分际的不同，此是普遍性要在特殊性的限制中呈现，而且一定得呈现，否则讲空话是无用的，而且表现要在生命的限制中表现，这样特殊性就出来的。由此才能了解哲学虽然是普遍的真理，但有其特殊性，故有中国的哲学也有西方的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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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普遍性与特殊性均要承认，这样就可解消二律背反。

数学真理不需通过个体生命来表现，只要通过研究者来研究，其他如科学的真理也是一样，这种真理我们以专门名词曰外延真理（extensional truth），这是罗素在逻辑上所使用的名词。另一种真理如“仁”、“义”这种需要通过生命来表现的真理称为内容真理（intensional truth）。外延真理与内容真理相对。我们一定要承认有这两种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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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之开端，哲学观念之呈现，着眼点在生命，故中国文化所关心的是“生命”，而西方文化的重点，其所关心的是“自然”或“外在的对象”，这是领导线索。

所谓的关心生命，生命的意义有好几层，首先所关心的生命是眼前的个体生命，生命就如其为生命而观之（life as such）。这一个层次的生命是有问题的，故首先意识到此。生命有好几个层次，如以佛教的说法，阿赖耶识也是生命，转上来涅槃法身也是生命。可是关心生命，出问题的生命，而想法对付它，则此时的生命不是佛教所言的涅槃法身的生命，因为这个生命是经过我们关心它，处理它而翻上来的最高境界，到那个境界生命就无问题了。我们现实上并不能马上就到达涅槃法身的境界，我们的现实生命到处是麻烦。人首先注意到的是生命外部的麻烦，此外不的麻烦很容易解决，但生命自己内部的问题就很难了。

孔子就说过：“不仁者不可以长处乐，不可以久处约。”

“不仁者”意即生命中无仁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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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体的人，故孔子这句话意思是很深远的。

孔子的“仁”之意义很不易把握，如“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好恶是每人都有的，人若没有好恶就没有是非，但要能成就好恶是不容易的。唯仁者才能成就“好人”之好，“恶人”之恶。如义讨厌就讨厌得不得了就是所谓恶恶丧德。“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喜欢时千方百计地设法使其生，但到讨厌是非得把他杀掉不可，处之于死地。这样的好是溺爱不明，这样的恶是恶恶丧德。恶是当该恶的，但恶之至于丧德，你本身就是恶，也即本来你是恶恶，但恶的结果你本身陷于罪恶，甚至比原来所恶的恶更恶，这反动很可怕。

这个道理孔子在二千多年前就说出来，我们到现在还不明白。故“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仁者是指能体现仁道的人，也即生命中有定常之体（仁体）的人，意即是有真实生命的人。有真实生命的仁者，才能好，才能恶，才能成就好之为好、恶之为恶。儒家是肯定好恶的，因无好恶就无是非。进而要如何成就好恶，但要成就好恶就要许多工夫。

不仁者（生命没有定常之体的人），不能长处乐，不能久处约，这样不是，那样也不是，这种人最麻烦，生命不能得到妥当的安排，我们的现实生命就是这样，故征服世界容易，政府自己困难。

人最可爱，也最可恶。故荀子指现实上的人为：“信不美，信不美。”意思是很不好，很不好。但另一面人也很值得赞美，人也可以达到最高的境界。故人的地位很不稳定，可以往上通神圣，也可以向下堕落得比禽兽还坏。这就是我们以开始说life as such意义的life，并不是指已经翻上来达到了最高境界如涅槃法身的生命，那种生命，问题都已经解决了，而我们现在所讲的这个生命是指着life as such的现实生命而言的。中国由夏商周以来，着眼点，一开始就在关心自己，如何来安排这自己最麻烦的生命，所以由此首先意识到“德”的观念，故《诗经》讲“疾敬德”，以后一步一步注意向内修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