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末在书柜里面找到初中时代的日记，虽然有些残破了，但是里面记录的往事还是相当完整，读来感觉很可笑，也很亲切。年少的心思如此细腻，如此纯真。

找来这一篇写的是我曾经同桌半年的一个男生－王文建

1981年2月24日 星期四 天气晴 他走了

他走了，他转学走了，他离开了我们。他――我们的班长，最老实的男生――王文健，说起话来带着上海音，读课文时令人听不清楚，逗得同学哈哈笑。初一的时候，老师让我和他同桌。自习课一写完作业，我就总想和他说话，他却不理。课上，我在一旁画画，他从不分散精力，上操时，他总是认认真真，从不偷懒。

一次，女同学告诉我，王文健偷偷向老师打小报告，说那个同学上课说话。我为女同胞打抱不平，给他起了个外号“大平头奸细”。他问我为什么叫他奸细？我理直气壮：“谁让你打小报告？”他反驳说：“谁说的？我没有嘛。”我认为他撒谎没有理他。

课间时，我和关月见他穿一双红袜子，就笑话他：“男孩子还穿红袜子，真行！”他满不在乎地说：“这是我妈妈的，我穿了又怎样？保暖不就行了？”我和关月看见他那憨厚的样子不禁笑了。

一天我借王文建的本抄笔记，第二天上学时竟然忘记带了，因为今天上课还要用这个本记笔记呢！我急的站也不是坐也不是。“我的本呢？”他终于问我了。“我－忘记带了。”他急了，脸憋的通红，冲我发起火来：“你这么不守信用？今天还得用本子抄笔记呢！”他真生气了，我低下头，胡乱的翻书包，希望能出现奇迹，但是还是找不到。我心里后悔透了。他坐下来望着窗户发呆，我拿出英语书不安地看着，以掩饰自己的极度狼狈，盼望早一点下早读。

后来座位分开了，我很少与王文建说话，也许是惭愧，也许是男女有别吧，我也说不清。

后记：

这篇日记是我上初二写的，读后我感觉像在写题目是“我的同学”的作文，又有些类似一份检讨书。不过感情还挺真挚的。虽然和王文建同桌时间不长，但是印象挺深刻。他是从南方转学来六班的，好像一来就当了班长，他的嘴唇厚厚的，显得很憨厚。他说“我们”的时候总是说成“咱们”，我为此笑话他很久。记得有一次，也不是因为什么事情，向红告诉我说，班上的纪律问题都是王文建汇报给老师的。于是我们很气愤地议论半天，觉得他简直太坏了，一点不顾及同学的革命友情，像个奸细！

偏巧周一上学来，我看到王文建的头发新理成齐齐的平头，于是脑子里面就冒出一个“大平头奸细”的外号来，告诉几个女同学，她们都说起的好！我一高兴就告诉了王文建，他很生气，问为什么叫他奸细？我理直气壮地反问他：“谁让你向老师打小报告呢？一点小事情你就汇报，不是奸细是什么？”他感觉很委屈，就和我争辩，但是我根本不容他解释，就认定他是成心跟我们作对。

后来我经常叫他这个外号，每次叫的时候内心就有一种报复的快感，王文建虽然不喜欢听，但是也不敢把我怎样。终于这个外号被宁老师知道了，当着全班的面让我站起来说出叫王文建什么外号，我当时低着头，吭哧了半天也没有说出口来。但是心里很怨恨王文建，觉得那不就是叫着好玩吗？为什么当真呢？

我偶然听老师说，王文建的妈妈身体不好，好像基本上是躺在床上，要别人伺候。有一次午饭后，我去洗碗，就小声问王文建：“你妈妈怎样了？好些吗？”这话不知道被谁听到，有几个女同学（我忘记是谁）就在班里面小声议论，“还问人家妈妈身体怎样？和人家什么关系啊？”我当时无意听到感觉好难堪，其实只是很同情王文建的遭遇，关心一下的。

后来王文建因为妈妈要住院治疗而回老家，从此再也没有见过他，也没有他的任何音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