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丽娟追星的那个事儿，本来不想说。但是，就如同医生对疾病敏感一般，我见到奇怪的心理现象，就会不由自主做一番分析。分析的对象，我以为也该包括杨父。原因一个是有其女必有其父，父女俩委实是一个很大的共同体。另外，也是因为杨父已经先于其女一步，做出了最极端的行动，从病理程度上来说，症状已经更加严重，分析应该抓住典型。

大家说他们家有精神病史，其实我倒不认为用一句“有病”就能概述了问题的实质。说到底，精神病和正常人有什么区别呢？很多时候，精神病不是正常人演化的吗？看过一本犯罪学家写的书，谈到一些变态连环杀手，其实是有着正常行为和精神的普通人，虽然导致犯罪是出于特殊的原因。我们不愿意承认这一点，是因为我们否认自己也有可能变为杀手的潜在可能。可以说，此刻世界上行走的正常人中，有一小部分就是下一刻的罪犯，这种界限又哪能泾渭分明呢？说到底，人类的行为可能性极大，无论是杀人，还是精神问题，都是各种可能行为中的一种极值而已。而这些可能性，存在于每个人身上。

所以，虽然惊讶于杨家父女行为，我还是在他们身上看到了所有人都会有的一些心理和作为，他们只是将其发展到极端并展示于天下而已。从杨父的遗书上，我们可以看到一种叫做“你害了我”的情结。可怜的华仔，在此情结中背上了无数的罪名，在什么都没有做，甚至什么都不知道的情况下。杨家父女的作为，展示他们并未意识到，在整个事件中，他们自己参与的份儿有多大。是谁将偶像纳入生活的？是谁认定梦是上天的启示的？是谁决定放弃工作生活的？是谁决定要坚持一趟趟寻梦之旅的？是谁使一种偶发现象变成了生活的常态的？最后，是谁决定要结束生命来作为一种公告或者说引发注意的方法的？恰好都是他们自己。整个事件里面，华仔即使提供了一种诱发物，需要承担1%的责任，那么还有99%的决定和决定的结果，他们自己才是始作俑者，但是，他们不认为自己需要承担这份责任。换句话说，纠缠过来纠缠过去，就是你华仔要替我承担我的思想和行为的责任。

其实生活里，我们或多或少也会有些这种心态。到了不顺心的环境，我们发现公司不好，上司不好，同事不好。回到家里，丈夫不好，妻子不好。怨政府的现象好像也不少。总之，好久之后，我们才发现，原来自己也参与了一份，通常还是最大一份呢！公司不是你选的吗？你不签合同的话谁能勉强你在这里工作吗？上司可能是分派给你的，但是你没法让他满意全部是他指导无方吗？老公没给你别人家里有的东西，你自己又为什么不去挣呢？说到这里，我认为女人为自己负责的意识尤其低。想要过惬意的好生活，又不想努力靠自己奋斗的现象，现在还被描述成一种幸福。这种幸福的结局，常常是虚无的快感，无聊的空虚，无能的恐惧和无益的人生。说到底，一个不愿意为自己负责的人，就无法发展出让自己幸福的能力，而没有这种能力，即便中了头彩一般，被幸福砸到一两次，又怎能保证长期被砸？

追踪不愿或不能为自己负责的能力，应该是源于婴孩时期。那时的我们，一切都靠依赖获得，别人确实左右着我们的一切，我们要靠他们才有判断，才能生存，所以他们也自觉地认为应该为我们负责，而我们也同意这一点。局面看起来就是这样子，直到我们长大成人，发现了自己的决定和行动能力，发现自己也能成为事情的因而不总是果的时候，我们就真正从心理上成熟了。但是这种成熟是同年龄没有任何关系的，多少成年人从未真正为自己负责，甚至像杨父这样68岁还没有断乳，还在用跳海的方式威胁父母（华仔代劳）满足自己的要求，好像他自己除了自残完全没有能力做任何事似的。

为自己负责，其实也很简单，就是记得在每件自身参与的事情里，都有自己的一份责任。实际上，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一切，没有自己完全无责任的时候。看过一首基督教的诗，大意是说即使被害者也不是清白无辜的。是啊，即使在极端的被害的情况下，受害人也一部份责任。试想，谁要你深夜走在街头？你为什么没有足够的机智躲避？为什么不锻炼足够的卫能力？你保护自己安全的职责，有没有尽到呢？所以，在我们感到很无辜，想要指斥他人“你害了我”的时候，想一想，自己是个有完全行为能力的人，可以做决定，可以行动，可以离开，可以改变一部分不想要的现实。这样，我们不仅免去了很多无用的，要挟他人赐予我们幸福的无理行为，也能用节省的能量，为自己真正的幸福添砖加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