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一次看见简·雅各布斯这个名字，是若干年前，读到她写的《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当时真有石破天惊的感觉。原来对于一个城市是否成功，是否繁荣，是可以这样判断的：那是要看生活在这个城市里的人是否活得生机勃勃，充满活力。

简·雅各布斯说，她非常看重人行道。人行道的宽度和安全性保障着行人的安全，保障着行人的安全，也就保障着这个社区的安全。凡是行人稀少到了夜里就渺无人迹的街道，也就是最不安全的街道。简·雅各布斯说，一个街区的宜居性，要看居民购物等等是否方便，要走多少距离。在《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出版这些年后，某一个房产或是所在社区的“步行指数”已经常成为不动产一览表上的要项。“步行指数”是透过资料库所计算的从1到100的数字指标，用以估算例如走路去买一瓶牛奶，或是处理其他日常琐事的方便程度。——我在读这本书时，就常常望向窗外那条车水马龙的宽阔马路，和马路边窄窄的人行道，人行道上行人稀少。

总之，简·雅各布斯是以人的感受来作为评价城市的出发点的。而不是这个城市有多少超现代的摩天大楼，街道两旁有多少美丽花坛，她提到过美国的一些繁华商业区，由于住户少，到了晚上会冷冷清清，这我在北京西城的金融街感受过，到了双休日，这里的街道冷冷清清，令人心中有点凄凉。

“适合步行、街道生活、多样性、混合使用”，这是简·雅各布斯的口号。在她的著作出版60多年后，这些口号深入人心。

简·雅各布斯因《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获得了杰斐逊奖章，那是国际建筑界最具权威的奖项之一。颁奖词这样写道：“它无疑是本世纪里最具有影响力的书之一。在美国城市规划及设计的领域中，很难找出另一本比它具有更大影响力的作品，它改变了人们的思维和策略。可以说这本书出版的那一天标志了许多变革的开始，包括重新思考美国城市更新政策、现代建筑的式微、历史建物保护的崛起、社区参与风气的活络，甚至带起普罗大众对大型公共建设更积极且更有组织的反对，认为其威胁到城市场所的肌理与活力。”

曾经获得过杰斐逊奖章的著名建筑师，包括贝聿铭、坂茂Shigeru Ban，罗杰斯Richard Rogers，“极简主义”设计代表人物Peter Walker这样的建筑业大腕，而简·雅各布斯，却是一个建筑业的门外汉，她没有学过建筑专业，她甚至都没有正式的大学文凭。

但《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今天成了建筑专业的学生必读的书目。

这让我对简早在1962年春天，《死与生》即被列为哈佛大学设计研究所的教材雅各布斯充满好奇。所以要读《守卫生活：简·雅各布斯传》，可以了解一下这位传奇人物的人生。

简·雅各布斯从小是个聪颖的孩子，但她却有一种天生的叛逆性。她总在得罪老师，却宣称对学校课程不感兴趣。高中毕业后，她不想上大学，而她那个崇尚自由的家庭也就依从了她。她跑到纽约这个美国超级大城市做“纽漂”，从速记员干起，做了一连串低薪的秘书工作，27岁时才领了第一份像样的白领薪饷，早上四处寻觅工作、下午探索这座城市，这就是她的模式。她也一步步熟悉并爱上了这座城市。二战爆发后，她在联邦政府待了十年，做战时宣传工作，也磨练了自己的写作能力，然后，战争结束，就像和她一样的许多人，回到私人部门，在一家中等水平的专业杂志任职，这本杂志就是《建筑论坛》，从此，她开始研究建筑，从做建筑师的丈夫那里学会了如何看建筑图纸。

因为在《建筑杂志》工作，她常常要出差到一些城市里考察。她有一次跟着著名的建筑师培根参观费城，培根就是整个费城旧城改造的总规划师。培根向她炫示着他最感骄傲的一切，改造前什么样，改造后又是什么样，一切都极为美观而且焕然一新。

她看了。她当然欣赏培根向她展现的景观。是的，好极了，但是其中却少了什么——少了人，她看到一个小男孩踢着一个轮胎——她将终生铭记他。那条冷清的街上就只有他踽踽独行。她说：“埃德蒙，这里没有人。为什么会这样？人们都到哪里去了？为什么这里没有人？”

后来，简结识了威廉·柯克，他带着她游览另外一座城市，也就是纽约的东哈莱姆区，就此改变了她的人生。柯克是一名社区牧师，也是联合安居协会的负责人。他们走在纽约的东哈莱姆区，她看到，“在街道的表面混乱背后，有某种条理贯穿其中，而且极为错综复杂。在卡车喧嚣声、年轻混混、旧廉价公寓与新住宅计划不和谐等冲突背后，是各种深浅肤色的人，各种活力和衰颓，全都融为一樽”，而简将之一饮而尽。

“在我的眼中，整座城市似乎变得有趣许多。它变成一张网”，系在一起的，有奇特的细节、精密的联结和图案。简后来回忆说。

在东哈莱姆区开始改造后，整个东哈莱姆区共计有1 500多间零售商店由于这些计划而消失无踪，之后几乎没有一家在原地重建。这里的街区，不仅商业不再活络，社交黏着度也降低了——就如简后来的说法，这是一个被宿舍取代的社区。

不久后，哈佛大学准备举行一场研讨会，讨论城市设计和城市规划。《建筑论坛》也受邀派一名编辑参加。但是在开会之前，原来要参会的编辑去不了了，他推荐简替他去参会并发言。简开始听到这个消息，立即表示拒绝，她觉得自己要在大庭广众前发表演说，太吓人了。但是杂志社的领导下命令一定要她去。

她只好把要演说的内容写成文字稿，然后背下来，一遍一遍地在丈夫面前彩排，“一开始，我的膝盖发抖，接着是声音颤抖，因为我必须把它全部讲完。但他要我一再重复地对他说，于是我可以在不颤抖的情况之下发言……后来，必须演讲的时候到了，我进入某种……自我催眠。我不记得自己在演讲，就只是把话说出来而已。我的脑子一片空白，但不再像之前那样颤抖地说话，就这样克服了……”简后来回忆说。当简从这种近乎催眠的状态——之中醒来时，得知她的演说“大获成功，因为显然这些讨论是前所未有的”。

这场演说不仅让简在业内一举成名，而且演说稿的中心思想，就成为日后《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这本书的基础。

但是要写这本书并不容易，需要的不仅是时间，简需要到不同的城市采访，需要搜集资料，这些都需要钱。幸运的是，洛克菲勒基金会出面资助了她。他们的计划是，简从工作单位请一段时间假，由洛克菲勒基金会提供8个月的生活资助，加上书商提供一个月的生活资助，完成这本书。然而到9个月时间到了的时候，简只完成了书稿的四分之一，她压力巨大，几近崩溃。

幸好洛克菲勒基金会和她的书商都又一次资助了她，延长了她的交稿期。她也决不会放弃，她以一种近乎宗教的热情坚持写作。她给她的资助人写信说：“我目前平均一个星期写出一章，不像春天和夏天时一个月只写一章那么缓慢到令人丧气，而且现在写得更好了。进程顺利的感觉真令人满意，有时我甚至会因此激动不已。我期盼着那一天——当我能交出手稿给你的那一天，而今对我来说，那似乎指日可待了，而且伸手可及。虽然还有许多工作要做，但这真是一大乐事。现在只要一天没投入工作我就浑身不痛快。”

1961年，《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出版了，大获成功。1962年春天，这本书即被列为哈佛大学设计研究所的教材。

这本书从此改变了简的人生。她不久后即从《建筑论坛》辞职，打算做专职作家，一本一本地写书。但是，她的写书计划一再被拖延，因为她开始不断地卷入本地区的“公民不服从”运动，为小区的居民争取权利，她知道这样会耽误自己的写作，但身不由己就卷了进去，成为一个老练的街头运动组织者。甚至，她有一次还被警察抓进了拘留所。

1968年，也就是《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出版7年后，简·雅各布斯全家开着汽车北上，移居加拿大。出走的原因，是简的两个儿子已经成年，他们反对美国的越南战争，决不愿意被征兵。

从此简一家就住在加拿大没有再回美国。六年后，他们加入了加拿大国籍。至今，简的子女还在加拿大好好地生活着。

所以这一家人还真是不太寻常。

简在写完大获成功的第一本书以后，到了加拿大，又开始一本一本地接着写，写城市经济，写人类发展史，领域越写越大，她一直坚持写到她89岁辞世之前，还说有两三本书的计划没有完成。

但是她后来写的书，虽然也有一两本获得好评得了奖，但都再没有达到《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的成功和影响力。

简写出《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这本书，不是凭她的建筑学学位，更不是凭她的会把握时机和迎合社会情绪，她凭的是自己的直觉，自己在纽约多年生活对社区生活的理解，后来加入《建筑论坛》后对建筑业的钻研，凭着她的热情，聪明，真诚，坦率，执拗，甚至是凭着她的不谙人情世故。这本传记这样评价她：“她的写作从未受益于什么支配性的规训，但令人惊叹的是，它们读起来往往让人觉得直白、坦率和清新。她不会因那种哈佛大学四年生涯或斯坦福大学博士学位带来的优越和束缚产生偏见，她自在地掠过城市规划、经济学和哲学方面的专业人士和学院人士，只依循自己的想法”。她不受约束，不被收编。

她有一个与她情投意合的丈夫和两个儿子，一个女儿，以及众多的孙辈。她的家庭生活相当美满。

简并不娇生惯养，但她也没体会过摧折人心的灾难。“的确，我过着十足不费力的生活，”她说，“‘不费力’并不是说游手好闲，而是我真的没有被压抑过。而且大部分时候，我都很幸运。” “成长于女性不被压抑的时代是幸运的；置身在一个不会压抑我的家庭，这又是多么幸运；找到合适的人结婚，这是最大的幸运！有好的孩子、健康的孩子，全是运气。”

“是所有这些幸运的事成就了一切。”

这就是简·雅各布斯，她的颜值差强人意，她的成就惊羡世人，但她不是神，她是凡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