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侃《广西文场——山水间流淌的清音》选章之七：

殷殷嘱托青年的文场大师刘玉瑛

下面抄录的是一篇广西曲艺的珍贵史料。 40年前，广西曲艺家协会在首府南宁举行成立大会，刘玉瑛老师在陪护的搀扶下，来到会场。对于刘玉瑛的大名，我早有耳闻，知道她是唱广西文场的盲艺人，曾经是曲艺队的老师。我看她的样子，大约有50岁左右，除了戴着墨镜，应该属于漂亮女性那一类，很是净扮。她静静地坐在那儿，聆听着会议每一项议程。那时，我为会议写报导、整理材料，很注意收集资料。会议进行到讨论程序时，有的代表发言写有稿子，有的代表是口头即兴讲话，刘老师是后一种，她讲了一番话，回顾了在旧社会学艺的艰辛，对曲艺青年提出了殷殷期望。

广西成立了曲艺家协会 ，我很高兴。我能到南宁开会，当上了曲艺家，我是很带愧的。我退休了八、九年，没有做出什么成绩，党给了我各方面的关怀和照顾，因此感到惭愧。

在旧社会，我们盲人是很受歧视的。在街头卖唱，像鸡掏食一样，掏得到一点就掏一点，掏不到就挨饿。在旧社会学艺要经过艰苦奋斗，因为盲人没有固定的生活，靠在街头讨饭度日子，学了艺才有活路。学艺时很苦的，要做到 “三不死”，饿不死，打不死，冷不死。学艺时要尊重师父，要给师父做事，给师父打水洗脸，做家务，煮饭当厨师等等。我们经常挨师傅打，学得进的少挨打一点，学得笨的挨打多一点。女的被打手板，男的被打屁股，往往手板屁股打肿。进师时，又被迫写了一张纸，和师娘约定，师傅打死人没有责任。那时学艺真是艰苦啊。

解放后，我们在政治上、生活上彻底翻了身，我在曲艺队当了老师，受人尊敬。只是在“四人帮”横行那时，我们盲艺人受到极大的摧残，曲艺队也“下马”了，我被人说成是“毒虫”，说我“满肚子的毒”。后来曲艺队又恢复了。我一定退休不卸革命担，党叫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

现在我们有些青年人对学艺不大重视，对曲艺不怎么感 兴趣，轻视曲艺。实际上党对曲艺是重视的。曲艺的群众基础很好。青年一代是在蜜糖罐里长大的，有些人晓不得旧社会的苦，又晓不得新社会的甜，只是晓得一天好玩好耍，混过时光。这种思想是很不好的。现在青年人学艺，有生活费、营养费又有练功服、练功鞋，这样有些人心里还不满足。 我希望青年人要把曲艺好好地学下来，希望我们的领导，希望市文化局要把桂林市曲艺队抓好，把青年人培养成又红又专的接班人，让曲艺这一朵花开得更好。

刘玉瑛是湖南人，出生于桂林。16岁时跟文场盲艺人黄培青学习文场，后结为夫妻，一直以卖艺为生。抗战胜利后，丈夫去世，她成为继夫蒋顺芳文武玩子班的骨干。她嗓音清脆甜婉，音域很寬，细腻传情，可以唱出扱高的音来，达到使人震撼的境界。她常用大小嗓并用的发声方法來演唱，尤擅长演出苦情节目。代表性曲目有广西文场《武二探兄》（与王仁和演唱），1953年先后在广西第一届民间文艺观摩大会和第一届全国民间音乐舞蹈会演获奖。她与王仁和演唱的《贵妃醉酒》，1958年参加第一届全国曲艺会演大会，获得奖励。何红玉、诸葛济、陈秀芬、阳继福、秦小桔、钟仕聪等是她的谪传弟子，得其真传。据陈秀芬回忆：“刘玉瑛老师主教文场唱段，她是我的启蒙老师。她是当时著名的文场盲艺人，她会唱的传统文场曲牌、清唱剧目很多。她嗓音特别清亮、甜美，唱得非常好听，带着极为浓郁的广西文场传统韵味，我们的唱腔由她统一教授。她传艺的方法很特别 ，是典型的口传心授，她用手打着节拍，她唱一句，我们学一句，要求唱得像模像样，她的耳朵特别灵，要是有人没有唱准，她马上能听出是谁发出的声音，便停下来再教一遍，直到大家唱准确了她才教下一句。她就是这么一板一眼严格又细致地教我们唱会多个文场曲牌唱腔的。这就是非遗的传承啊。刘老师退休后，我还经常召集文场训练班的师兄姐妹们去看她，遇到演唱上的问题向她请教。”

1958年底至1959年刘玉瑛受聘于广西艺术学院、广西歌舞团、广西电台教唱和录制文场，培养了阳蕙琼、田中林、邓佩珍等一批学生。1959年在桂林市文场戏曲班任教，成为国家正式职工。1962年参与改编文场《铜锣记》等，她参与演唱的新曲目有《韩英见娘》等。她是中国曲协会员，曾是广西曲协理事，2009 年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