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银幕不是竖立在人们的视野以内。不是惯常地以一种直立的视角就能优游地、超然地，甚至是带着卓越的批判人格进入我的电影。这种垂直于影象的视角会把我的电影类同于当代中国集体性的过眼烟云。过眼，即谓没心、没肺、无肝、无胆，不和你的橱窗客体发生丝毫有机的联系。

    时代给我们竖立了形形色色的视觉橱窗，时代透过橱窗在向我们展览它迷醉、虚幻、无忧无虑、娇媚、人尽可把玩的天真一面并乐此不疲，我们耽于这种默契的观摩体验因为我们的天性会告诉我们竖立在眼前的一切都是假象，而唯一真实的仅仅是我们记录这份体验的流淌不尽的口水，和随时间一起不朽的日志生活。

    无论博客屏幕、玻璃幕墙、杂志封面还是电视机，任何竖立着的视窗都有边界。边界圈定了我们的想象，同时在卓有成效地塑造我们坚硬冷酷的视窗人格，它的坚硬和冷酷来源于视窗的工业化生产属性，并且在进入我们的视野以后，两相共谋培育出了崭新的工业化人性，那就是猎赏、无关和拒绝。我们的视窗人格母本于此，它是工业化人性的表征、凸显，是具有鲜明个性的人类精神的断代标本。

    视窗边界的局限性给人群中的知道分子提供了大量评价和批驳的口实，这个过程产生了大量的技术主义的修辞和技术主义的改定，从而让知道分子滋生了纯粹技术主义的优越感，以卓而不群，以出类拔萃，以功成名就。遗憾的是，这份技术主义的优越感仍然是视窗人格的一个侧面，一个机敏地从后背看人的角度，它的基本属性仍然是猎赏、无关和拒绝。

    我的银幕不是竖立的视窗的一部分，它是平铺开的，平行于地面并无限延展，你习惯性的视角只能看见它的截面，因此，你顶多对我的银幕有一个技术主义的批判，而这，对我来说是不需要的。

    我的银幕继续向下，它不仅和大地平行，而且紧紧地匍匐在地上，最终和大地融为一体。我的银幕是地上和地下的双重投射，是真实生活和视窗生活的最有效连接，是暗藏和暴显的互为镜像，是民和人的逻辑归引，是主流和边缘衔接的最柔软地带。你观看我的银幕只能有两个视角，要么从上往下看，要么从下往上看，但是任何一个单一的角度都是不准确的，任何一个出发点的指向判断都是片面的，因为大多数人都不会象我这样同时拥有向下和向上的两个立场。

    剩下的就是我留给你们的银幕截面，那是电影的机理和材质，也是技术主义语言所能勾勒和描绘的薄薄的一层，是这面透镜的玻璃，同时也是工业化生产指标给我的电影下的一个套儿，一个说辞。反之，也是我面对橱窗视角的人们露的怯。因为无论是从上往下、还是从下往上的立场最终都会把个体的身影放大在我的银幕上，而这一切，都和面对截面的人群无关。

    但是不幸的是，截面是狭窄的，却往往吸引了大多数人群的目光，人们对银幕截面津津乐道以表露被奶酪润滑的橱窗世界中、可怜的、果冻一样易碎的个性。

    直至一个个银幕外的事件发生，直至一个个事件象针一样悬挂我们错乱的感官神经，支撑我们饥渴到瘦弱的欲望。   

    这个时代多么需要事件，多么需要事件的连续来充填视窗无穷无尽的空间。因为我们早已经丧失了独立的进入，我们集体庸懒、集体无力同时集体鼓噪。

    汉语变了。汉人还是老样。而汉语生活被极端地归纳成两类：地面上的和地面下的；精英的和草根的；教条的理想主义的和琐碎的现实主义的；概念的和具体的；象征的和原生态的；神的和欲的……之间流出大片的空白地带。竖立着的视窗在强化这种上和下的分野，因为对立才是事件的最基本构成，也才能最大限度地满足视窗的需要。可怕的是，这已经不是视窗内部的戏剧景象，而全然地成为汉语生活的真切现实。汉语成了上下拔河的绳子，权力被修饰成道德不倒翁，一部分人的汉语要取代另一部分人的汉语成为社会的主要目的。

    这个哑铃形的生活结构仍然在向地上和地下两头拥聚，最终会把中间的衔接折断，最终会消解掉我电影表达的母语背景，把我电影的意义抽换成工业链条。这不是我愿意看到的现实。

    所以，我宁愿我的银幕平铺在大地上，不向下坠落，也不向上飞升，只是冷酷对立的一层温暖的覆盖，麦地上的雪。我承担上和下的价值纠缠和返照他们各自的姿态，我要让食物链的现实被我的银幕指证，让地面下的人指我为地上，让地面上的人指我为地下，都不把我引为同类，都拒绝我加入他们各自的表述。但是，只要有我这样的电影存在，我们的生活至少是统一的，我们的心灵世界至少是完整的。因为谁都不是谁最终的敌人。哪怕我的电影只是最微不足道的原因。

    我的电影不是事件，所以我远离视窗的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