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大精深  经世致用 

        ——选读顾炎武《日知录》之心得

 

夏京春 

 

（北京工商大学  传播与艺术学院 中文教研室，100037）

 

 

[摘 要]  《日知录》是笔记形式的著作，涉及的内容包罗万象，博大精深，在政事、世风、礼制和科举等方面均有独到见解。《日知录》是一个思想家的历史沉思录。它既折射了明清之际那段血与火的历史之光，又积淀了一个“位卑未敢忘国忧”的学者的深邃反思，在中国文化史上提供的是一种文化精神薪尽火传、不屈前行、期挽颓风、昭于天地的范本。

 

[关键词]  中国文化 日知录 顾炎武  读书心得

  

 

     还在中学学历史课本的时候，就知道中国明末清初有个大学者、经学家、思想家，叫做顾炎武。他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一名言深入人心，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仁人志士。他写的《日知录》十分有名。近日，我阅读了顾炎武的“初刻自序”、潘耒先生的“原序”以及《日知录》的卷八至卷十七，现将读书心得报告如下：

 

   《日知录》是笔记形式的著作，早在青年时代，顾炎武就开始积累资料，花了30多年心血完成了这部读书笔记。亭林先生写此书的目的是为了“明道”，为了“救世”。用他在自序中的话说就是：“盖天下之理无穷，而君子之志於道也，不成章不达，故昔日之得不足以为矜，后日之成不容以自限，若其所欲明学术，正人心，拨乱世，以兴太平之事，则有不尽于是刻者，须绝笔之后，藏之名山，以待抚世宰物者求之。”顾炎武生于明末群雄割据，异族侵略，外患日深的大动乱的时代。当时人心堕落，世风日下，学人多尚空疏清谈，趋附权门，寡廉鲜耻，追求个人荣利。而顾炎武则以恢复我国礼仪之邦为己任，高风亮节，力求实学，博学审问，言行谨严。他和他的《日知录》在中国文化史上提供的是一种文化精神薪尽火传、不屈前行、期挽颓风、昭于天地的范本。

 

    l670年，《日知录》初刻于淮安。晚年的顾炎武检讨旧作，作了大量的增补，扩充成20多卷，内容涉及到政治、经济、军事、教育、科技、哲学、宗教、历史、法律、经学、文学、艺术、语言、文字、典章制度、天文地理等广阔的领域，可谓包罗万象，博大精深。顾炎武在“初刻自序”中介绍说：“某自五十以后，笃志经史。其于音学，深有所得，今为五书，以续三百篇以来久绝之传。而别著《日知录》，上篇经术，中篇治道，下篇博闻，共三十余卷。”潘耒在《序》中说：“此《日知录》则稽古有得，随时札记，久而类次成书者。凡经义史学、官方吏治、财赋典礼、舆地艺文之属，一一疏通其源流，考正其谬误。至于叹礼教之衰迟，伤风欲之颓败，则古称先，规切时弊，尤为深切著明，学博而识精，理到而辞达。是书也，意惟宋元名儒能为之，明三百年来殆未有也。”读《日知录》，我仿佛看到了一位博学多识、耿介绝俗、治学严谨、安贫乐道、为人师表的大思想家、大学者的形象。

 

    一、  关于政事

 

    卷八至卷十二主要是论政事。共79条。

 

    顾炎武对官多扰民、徇私舞弊的现象深恶痛绝。他说：“今之牧守，其能不徇于私而计民之便者，吾未见其人矣。”（卷八《州县赋税》）他认为“天下之治始于里胥，终于天子”（卷八《乡亭之职》）因此，在官的设置问题上，他推崇“三代明王之治”的办法，重视县乡以下地方官，因为“夫惟于一乡之中，官之备而法之详，然后天下之治若网之在纲，有条而不紊。”（卷八《乡亭之职》）总结历史经验与教训，顾炎武精辟地概括说：“故自古及今，小官多者，其世盛；大官多者，其世衰，兴亡之途罔不由此。”（卷八《乡亭之职》）

 

    看卷八《省官》一条，不禁使我想到今日的机构改革。“省官”就是减少官员，而“省官不如省事，省事不如清心”。所谓“省事”，就是要“抑浮说，简文案，略细苛，宥小失”，也就是要搬掉“文山”，填平“会海”，减政放权，“抓大放小”。所谓“清心”，就是“载其清静，民以宁一”，也就是要创造一种宽松、祥和的环境，不要总是搞“运动”，总是搞“斗争”。顾炎武认为“此探本之言，为治者识此，可无纷纷于职官多寡之间矣。”（卷八《省官》）

 

    关于郡县制，顾炎武很推崇唐制。他说：“窃以为宜仍唐制，凡郡之连城数十者，析而二之三之，而以州统县，惟京都乃称府焉，岂不画一而易遵乎？”（卷八《府》）他主张地方分权，“以天下之权，寄之天下之人。”反对“尽天下一切之权，而收之在上。”这与现在国家机构改革减政放权的原则似不谋而合。

 

    在人才问题上，他主张人尽其才，对科举制度提出了非议。他说：“使枚乘、相如而习今日之经义，则必不能发其文章；使管仲、孙武而谈今日之科条，则必不能运其权略。故法令者，败坏人材之具，以防奸宄，而得之者什三，而失之者常什七矣。”（卷九《人材》）宋孙洙《资格论》曰“为今之急，诚宜大蠲弊法，简拔异能，爵以功为先后，用以才为序次，无以积勤累劳者为高叙，无以深资久考者为优选。”这些话语针对现代的人事组织工作而言似乎也不过时。为了“野无遗贤”，顾炎武主张广泛地招贤纳士，他说：“夫天下之士，有道德而不愿仕者则为人师，有学术才能而思自见于世者，其县令得而举之，三府得而辟之，其亦可以无失士矣。”（卷九《保举》）孟子说：“人之患在好为人师”。这里的“人师”是贬义。按顾炎武的说法，“有道德而不愿仕者则为人师”，这里的“人师”则是褒义，是人才，是有道德而不愿当官的知识分子。人各有志，这种“人师”也自有他的价值在。

 

    二、  关于世风

 

    卷十三主要是论世风。共37条。

 

    在顾炎武的心目中，“风俗”一词范围甚广，如“周末风俗”、“两汉风俗”、“清议”诸条，以“民意”或舆论言风俗；“秦纪会稽山刻石”条，以婚姻制度言风俗；其余各条或言人才，或言家庭，或言吏风，或言迷信。概言之，顾炎武的“风俗”实际上是社会意识的总称，因此，他引罗仲素语说道，“风俗者，天下之大事”，倘要“论事”，必须首先“考其风俗”（卷十三《周末风俗》）。

 

    在分析明王朝覆亡原因时，顾炎武对万历以降陋败的社会风俗进行了披露。他感叹道；“自神宗以来，黩货之风，日甚一日，国维不张，而人心大坏，数十年于此矣。”（卷十三《贵廉》）这种风气反映到社会伦理道德上，便产生了“三反”的腐恶气象，即“弥谦弥伪，弥亲弥汛，弥奢弥吝”（卷十三《三反》），丧失了道德的常态。顾炎武认为，明朝之所以灭亡，极为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人心之不正，风俗之败坏。

顾炎武还对“亡国”与“亡天下”发表了一番耐人寻味的议论。他认为“国家”和“天下”的涵义不同，因而“亡国”与“亡天下”应该有所区分。他说：“易姓改号谓之亡国”。维护这样的国家，那是“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的事情，与老百姓不相干。如果社会发生大的乱子，出现“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就是说，人心与风俗的态势，关系着“天下”的存亡。而“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卷十三《正始》）这就是在近世一百多年间一直激励着无数中国人的一句话“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最初出处。顾亭林表面上看是论述历史（曹魏正始年间），实质上是影射现实。亭林先生一直矢志不移的就是以“保天下”为己任的。

 

    顾炎武不仅注意到了“风俗”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而且意识到随着社会的发展，风俗也会不断变迁。他说：“观哀、平之可以变而为东京，五代之可以变而为宋，则知天下无不可变之风俗也。”（卷十三《宋世风俗》）针对明末社会风俗的颓唐，顾炎武提出了“变化人心，荡涤污俗”的方案，其要点是以社会舆论作为“整顿风俗”的有力手段。顾炎武认为，教化纲纪中最重要的是礼义廉耻，“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顾炎武提出，一旦确定“礼义廉耻”为社会最高名节后，凡争取到这种名节的人，都将受到人们的拥护、社会的尊重，并得到物质或官爵的奖励；凡与这种名节相背驰的，将为社会所鄙视，为天下所摒弃。其次，顾炎武力主开展清议，允许士人通过舆论，评议“政教风俗”之弊。他说：“天下有道，则庶民不议，然则政教风俗，苟非尽善，即许庶民之议矣。”又说：“天下风俗最坏之地，清议尚存，犹足以维持一二。至于清议亡，而干戈至矣。”（卷十三《清议》）在顾炎武看来，舆论的兴废确是风俗转移的关键。

 

    三、  关于礼制

 

    卷十四、十五主要是论礼制。共42条。

 

    中国素称“礼仪之邦”。礼，既是“立国经常之大法”，又是“揖让周旋之节文”（范文澜《群经概论》），具有社会政治规范和行为道德规范两方面的内涵。顾炎武旁征博引，从社会典仪、人伦关系乃至丧葬之礼，都“一一疏通其源流，考证其谬误”（潘耒《日知录原序》）。卷十四“圣节”条，是写节日之礼。“兄弟不相为后”、“立叔父”、“继兄子为君”、“太上皇”、“皇伯考”、“追尊子弟”、“汉人追尊之礼”、“乳母”等条，是写人伦之礼。“除去祖宗庙谥”、“君丧”、“丧礼主人不得升堂”、“居丧不吊人”、“祭礼”等条，是写丧葬之礼。卷十五19条也都是写丧葬之礼的。顾炎武对礼制的颓弛痛心疾首，他说：“礼者，君之大柄，可听其颓弛而不问乎？”（卷十五《国恤宴饮》）

 

    四、  关于科举

 

     卷十六、十七主要是论科举。共38条。

 

     顾炎武反对八股取士，批评科举制度的不合理。他说：“今之经义论策，其名虽正，而最便于空疏不学之人。唐宋用诗赋，虽曰雕虫小技，而非通古今之人不能作。”（卷十六《经义论策》）又说：“八股盛而《六经》微，十八房兴而《廿一史》废。”（卷十六《十八房》）顾炎武认为“文章无定格，立一格而后为文，其文不足言矣。”（卷十六《程文》）这对八股文重形式而轻内容的弊病是一针见血的批判。

 

    《日知录》这部书可以说是一个思想家的历史沉思录。它既折射了明清之际那段血与火的历史之光，又积淀了一个“位卑未敢忘国忧”的学者的深邃反思。读《日知录》，无论在为学，还是在为文、为人，都给了我有益的启示。

 

 

 

 

 

［参考文献］

1．顾炎武：《日知录集释》，岳麓书社，1994年版。

2．张传玺主编：《中国古代史纲》（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3．赵俪生著：《日知录导读》，巴蜀出版社，199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