哦，小白，我说过三次了。小青是正确的


它以为，快活时找个许仙来玩玩

不快活时找个许仙来杀杀。无妨。

 

以上是美女兼诗人钟硕信箱的自动回复。仅此三行。 

硕硕肯定是这样劝过白娘子，动什么也别动真情，之类的。白娘子比较固执，恰好犯了情痴，哪里肯听？硕硕苦口婆心，先后劝说过她三次。可是怎么样呢？最后还不是为情所累，被镇压在雷峰塔下，生不如死。



在男女问题上，历史地看，小青同学的观点还是比较透彻地：快活时找个许仙来玩玩，不快活时找个许仙来杀杀。
不然，还能怎么样呢。

钟硕:汉语诗写的可能性

                                ——赵丽华事件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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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天去赵丽华博客偷窥，读到她的《让世界充满蠢货》，着实偷着乐了一阵。这说明诗人“被恶搞”之处境也当属于汉语诗写蕴含的诸多可能性里的一种，其次是赵丽华本人由此已变得更为坦然了。说到这，先插句题外话，我建议某些跟着瞎起哄的蠢货去认真读读赵丽华的诗（某些作品堪称佳作），这和那些被乱篡改、恶搞和胡乱拼贴的（比如李舫之流），或恶意之人假托而作的玩意是两回事。赵丽华在《让世界充满蠢货》中一语道破了天机：“不是什么人都可以对诗歌品头论足”。蠢货的蠢是形形色色的，但基本特征不外乎是：他腿瘸了，他就怪路凹凸不平，而最顶级的蠢货是他从不怀疑自己的腿出了问题。

     
     我们不难发现，恶搞策划者的一番用心良苦，他没有选择我钟某或张三李四任何一个女诗人，单就挑了赵丽华，因为她的名头、身份和探索阶段的诗写风格更有利于被恶搞。很有意思的却是，赵丽华本人并没有被这种遭遇击垮，恰好她由此更理性地看待诗歌和这个世界了。在我眼里这一切就像一个日渐清晰的快乐之旅：没有恶搞就没有更为成熟的赵丽华；新诗也不会再度进入公众的视野——受到一种普遍关注，哪怕有的是屈解与误读，但也比彻底陌生于诗歌或被诗歌彻底陌生要好。

     
     近日赵丽华因《让世界充满蠢货》触犯众怒，索性又写了个《蠢货一个没有！》，里面的句子很过瘾：“什么人都可以对诗歌品头论足”。呵呵。这和马克·吐温骂有些“议员是婊子养的”尔后又道歉说“有些不是婊子养的”有同工异曲之妙。



     我就这个观点。赵丽华事件本身就蕴含于汉语诗写的诸多可能性之中。对于新诗的发展，我一直是持乐观态度。真正的春天永远在诗人的心里，我非常能够接受如今诗歌的冷请，它比不得所谓的80年代的“辉煌”，那会写诗极有可能得到一张社会生活最体面的“入场券”，世俗回报极为丰盛，而今靠写诗绝对没这个门，以我们贵州话来说，在今天写诗是“搞不到事的”。正因为爱写不写，没谁诱逼你，所以诗歌就变得更纯粹了，诗歌更像诗歌，它回归了它自己。诗歌的纯粹，自然使得一些诗写者们也变得纯粹起来，他们一直忠实于心灵的宙斯，在自由地书写和探索着汉语诗歌的种种可能性。赵丽华就是其中之一。

     
     记得几年前，大概是赵丽华刚转型那阵，我就看过她在“诗选刊”论坛给人回帖时透出的一些零星的诗学主张。印象深的是她关于“慎用形容词”的那段话，大意是她以为诗歌是呈现，被形容词定义的那部分恰会受到限制与遮蔽。而当时，我也正在思考该怎样打破对观念拆解、诗意联想与惯性衍生的依赖。比如见月亮，我们大多依赖于联想，什么皎洁的，美好的，“我”做一番回忆或孤单的心绪得以衍生等，这种常规与常套的联想来得很流畅和四平八稳，会使得诗意与表现力、切入角度等多重疲软。其实这种以“心眼”来做诗，极易陷入把玩“意味和文化”的巢臼，因为看见月亮的那个当下，我们最真实的“反应”是“肉眼的”而非“心眼的”。诗歌首先是我们的“感官”，眼睛是感官，可也是“心灵的窗户”，作为“感官”的诗歌一样可以成为诗人真实精神生活的载体。有了这个真切的感官式的基础，就能有效地避免一些惯性下的造作和自我遮蔽。

    
     无论是赵丽华以前的《生活的大幕徐徐落下》，《死在高速公路》、《风沙吹过……》和《街道》等，还是近期的《风筝》、《天生牛比难自弃》和《月亮的虚无与绝望》等，无一不在体现她的这种本真的“肉眼”式的创作主张与精神旨归。所以在赵丽华的分行断句间，我看到了汉语超低空飞行的某些精彩动姿。她总是在尝试着摆脱传统写法的某些约束，走出那种常规联想与依赖修辞、语言迷宫、技术主义的种种陷井，她渴望在某种“随机性的意义里”抵达别样的乾坤。我们都知道，一个诗写者只要他愿意，传统写法谁都可以训练到位，谁都可以熟练掌握和运用（对此赵丽华也差不多滚瓜滥熟了，所以她要放弃，要反抗），而口语写法里没有任何花招与取巧，完全的刺刀见红、直指人心，得有深厚内力，稍不注意就容易写成口水，所以露拙是司空见惯的事。她的“露拙”也是意料中的。从这个意义来看，恶搞策划者单挑赵丽华转型时期的几个不成熟的从未发表过的试验之作（就只贴在网上过），说成是她的“代表作”来吸引大众眼球以达到恶搞她的目的，也另一个角度地反映出了写好口语诗的难度所在。这个难度如果可以被理解为口语的某种“先天不足”的话，我想我是能够理解于这样的理解的，正如我也还可以将之理解为“汉语诗写的可能性”一样。



     通常情况下，诗歌的读写会依赖于某种已约定俗成的联想与传递：“弄花香满衣/掬水月在手”，这是抒情与小资版的；修辞腔或文艺腔的则有可能是：“我高贵的处子啊/我迷醉于你开放的气息/那芬芳由我脑门直下，那愉悦/尤如圆月在水中静静出现”；下半身或垃圾派则有可能写成：“这圆圆的玩意/像一个油饼……”事实上，任何一种写法与诗学主张我都尊重，花样越多，恰好说明诗歌的丰富。心灵无疆，众生各异，诗歌的确不需要大一统的标准。有句话用在这里更为贴切：诗歌是个什么玩意，完全取决于我们自身是个什么玩意。而我一向反对的是，有些人对不合自己口味与期待的事物所持有的那种态度。为此我一再强调说，古体诗有几千年的历史，新诗90年，还是个孩子，他还在发育，为何急于盖棺定论？为什么要有这么的暴力？因此我一直认可赵丽华的，并不是她某些诗歌已达到什么不得了的高度，或是她的诗学主张值得期待和尊重。更何况她至力于探索的同时，一直不遗余力地为诗歌做着许多实事，为推出70后80后的新面孔做了大量工作。

     
     其实，诗歌文本的优劣，探索的有效与否，有时应放到一个更为长久的时空去观照和掂量。纵观我们的诗歌史，每一个时代的探索者首先在于勇于解构，解构不是为了虚无的无意义，而是为了在传统的基础上进一步打开事物的本真，把触角探得更深广，得到更大的自由与可能性。汉语诗写是条没有尽头的路，就文本来的诗学角度，左右我们神经的一是诗美的形式感，二是哲思的含金量。有人说古体诗是“有句无篇”，而纯口语则是“有篇无句”，二者的局限在文本实现中应该同样值得我们警醒。试想，一首诗像某篇散文或小说的场境、细节的分行断句，那诗歌的文本该有的位置会不会产生太大的摇移？我坚信诗歌的叙事性肯定和小说与散文有所不同，我们应该寻找更多的可能性。另一个极端是诗歌纯粹成了技术与修辞的迷宫，成了内心私密之语，徒有句式和结构，如此的诗歌还有诗性的原生力吗？还有阅读的原色与快乐吗？在我眼里，诗歌应该是多维发育的一种事物，跨文本也好，或某先锋理念和探索也罢，都是“诗之前”或“诗之后”的玩意，观念形式是一，文本实现才是其根本。

     
     其二诗歌里没有终极救赎，它承担不了它自身映照的万物。在造物的玄机与规则前，在本具的真理与真相里，终其文化、文学一说，都是建构与解构之间的无休止的游戏。从人性与历史参照的角度，看看国人在所谓实际生存与理想人格之间的“花样”就知，谁都具有“上”和“下”的两种可能。进一步看，人生仅有“立意”是无效的，“上”与“下”本来都是陷井，二者之间自设的陷井更大……而诗人的先锋性在于，其心性的鲜活和本真，它不是一个只有观念形式的“记忆及经验储存器”，它不甘被自个可怜的“心眼”异化，它一直在开发“肉眼”的能力。诗歌不能去炒哲学的冷饭，也不是新闻学下的现实主张，那毫无意义，诗歌就是诗歌，在诗人这里，生活的原色、原态或生活的实景，一切细节，都是上好的介质和切入口。基于以上，赵丽华的诗歌方式总让我觉得比那些学院腔或说文艺腔更有体温、弹性，和触角肌理，更真切动人，同时也更能为读者提供更精巧和纵深的观察事物的角度。事物的实存样式是不可确定的，可确定的只是人为抽离与固定的某种“相似物”。正如赵丽华在《埃兹拉?庞德认为艺术涉及到确定性》里的：“而我恰恰总想写出事物的不确定性。”在我眼里，赵丽华一直是一个忠实于自我与本真的诗者。

     
     如果一个诗人连个我的真实与真相都不能去触及，不能承担，除了以为个我拟定与期待的那一套是诗歌，将其他的都一律裁定为“非诗”。想起来也真够可怜，一辈子在自造的观念迷宫里出不来。“诗之前”是观念的奴隶，“诗里”更是，“诗之后”就要当裁判了。“床前明月光”不是口语？汉语不包括口语？依我看，那种充满诸如此类定语的“神圣的，心灵的，美丽的，灵魂的，命运的，人类的，历史的、伟大的、理想主义的，西方的”玩意，到底出自何处？那种以为诗歌就只该此样不能彼样，充满工匠把玩度的语言才是诗？那种做人与写诗两张皮的，一点人格人品自我建设也没有的诗写者，假得只能在诗歌中来忧患和崇高的意淫狂，那种一辈子的个人价值感无从释放只得在诗行中“崇高与大众、时代”起来的书写者，把价值与理想人格的建构当做“意味与意义”把玩的，不能在其血液与实际生存状态里活出真善美的大师们，那些所谓的责任与良知的口号者们，一切紧紧跟随他们的蠢货们，全都该去见鬼。



     一滴水已足已映照万物。忘记了基本常识的人，不能指望他有真正的深度或高度。只有当诗歌介入“存在”的内在属性时，审美才会持久产生，才会更深广与丰盛，这种文本才有真正的“营养”，我们不需要披挂于那些表皮上的迷彩服。否则那些唯美的诗意也好，哲思也罢，心绪，那些感官和个我，所谓的真实及本质，都是稀松的泡沫，无法凝聚，没有人会真正记住它。同写作主张与观念一样，经验只是一部分，技巧是惟一的中介（反技巧也是技巧），它让心灵、一切经验与“存在”同处一室，一起得到词语的映照，发出迷人的光泽。所以诗人脱离了自我建设与心灵发育，只身在文本里玩大词与理想、观念，只能衍生出一大堆伪命题以及造作的“意义和意味”，这是一种值得我们警惕的恶俗。

　　
 　“存在”的内在属性可以理解是“未知和表相后的另外的可能”，正如天地万物的真相与法则的“本来”，人脑也在其中，肉眼也在其中，可以尽量以之去靠近和抵达“我之外”，主客之间还可完成某种互动和分分合合。诗歌只是方式之一，一种文艺体裁（它哪天像汉赋一样消亡了也很正常）。和赵丽华一样，我一直关注诗歌的当下性和回归人本。我不相信人脑造下的神话，对宗教与极端个人主义的、徒有观念形式的一切永远保持距离。我也不相信只有形而下与肉身是人的惟一，但我的“神性”或宗教感仅是在这其中的对某种超越的动姿的惊鸿一瞥——它已足已让我动容和欣慰。我坚信肉身与表相后还有未知的可能性，及更大的自由度。心永远是混沌之物，而或者说，诗是情感的容器。至于抒情，这个词已经无法还原成最初的简单了。



     真善美的真，应该是真实的真。“真”其实是在一种随时被遮蔽的状态。我现在越发觉得脱离真实，“美或善”就是一个危险的词，它非常具有公共资源和集体迷思的特征。在艺术的源头却是，一万个人有一万个自我，没有真理，但有一万个真相。美与善，是一个相对而产生的东西，具有社会学意义下的参照属性，对艺术的原发与创新来说，当我们有参照的时候，我们就被参照限制了，恰好新的可能性就没有了。所以换个角度看，诗人坚持揭发自己，坚持呈现自己的真实，坚持抵达真实，重新去命名，那就是唯一的“第一性”了，我们只需要的是内在的挖掘与回归。在此基础上，善与非善，美与丑等一切才有派生之源。

     
     说句很中国本土的话，写诗就是“修道悟真”。因真实不时在被掩盖，自己掩盖它，别人掩盖它，观念掩盖它，世界掩盖它，文化掩盖它，文明掩盖它，历史掩盖它……真实是反复的接近抵达又抽离的，在变幻的语境与时代背境下它具有“风物一般的品质”，它没有永恒不变的状态。对于真正的诗者，这个抵达又抽离的过程非常温暖和有意思，时间里它是以形而下的面孔完成形而上的神性的。所以回到前面的话来说，判断新诗的优劣在当下是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对于汉语诗写，我们需要优雅的耐心和勤奋，而非蓄意恶搞和漫骂。最近伊沙、沈浩波跟余怒干开了，余说口语诗不是诗，沈则回敬余玩的是“修辞脸”，又闻伊沙成为今年（第38届）鹿特丹国际诗歌节惟一受邀的中国诗人（大陆？）。这些现象是很有趣的，足以说明汉语诗写的种种可能性，干仗的双方都有自己独到的诗学主张，都写出过不少的好作品，又都相互不承认，而这种相互不承认在我看来却一点不打紧。因为不是诗的标准怎么样或由谁说了算的问题，而是多元共存和后现代思潮、语境之下，书写者自己如何能够绕开审美的疲惫看到诗性的能力。

     
     或者说诗意的自然法则就是弱肉强食，就是覆盖。有些人注定要影响别人，而大多数人注定只能接受别人的影响，注定要被覆盖，能独自抱着先锋的大矛冲出血路来的没有几个。很多时候，答案就在我们自己身上，是我们固有的经验干扰了我们对事物复杂性的判断和进入，事物没变，我们的眼睛也没变，是我们的经验让我们做出否定、怀疑或拒绝。我们的经验习惯是在否定、怀疑与拒绝中寻找真相的，这本身无可厚非，可悲的是有时这个“真相”已是由观念与自我预设好了的。所以，先做到“真实”固然大伙都明白，实际上这并不是人人都所能为的，有时侯真实只是一种非常简单的信任，它不是禅机也禅机，见山还是山，见水还是水，那就是肉眼凡胎的印象了。而我们一番建构与挺进之后，再要返回这一个基点，却需要一生？甚至未必达到。这让我想起了汤养宗的一句话：“对于诗歌，永远没有胜利者可言。”祝福诗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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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了硕硕两张照片，一张戴墨镜的，为了不让你们看清她眼睛；一张戴帽子的，为了不让你们看清楚她脸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