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娜爱上了沃伦斯基，而且和一般贵妇人为了填补精神空虚，追求强烈刺激的放荡行为不同，她的爱情是严肃认真的，是真挚而又深沉的，是富有高度自我牺牲精神的爱。她认为她找到了真正的爱情，找到了感情的归宿，压抑了八年的感情，渴望了八年的爱情，终于得到了满足，她自己也曾对沃伦斯基说：“我好像一个饥饿的人，得到了食物。”于是她把自己所有的感情都投入到她和沃伦斯基的爱情里，她抛弃了社交生活、家庭和心爱的儿子。毅然和沃伦斯基在一起，此时的安娜已经狂热地把爱情作为最后归宿，没给自己留下任何退路，由此也形成了爱情至上的观念，以致她不现实地要求沃伦斯基和她终日厮守，象当初那样为自己抛弃一切，使得她对沃伦斯基的爱情比以前更在乎，甚至变得苛刻。这主要是因为安娜为了沃伦斯基地爱情，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牺牲了自己的名誉和地位；背叛了家庭；背叛了自己这个阶级；背叛了整个上流社会。她把对沃伦斯基的爱情当作了唯一的出路，然而沃伦斯基却不能真正地理解安娜对他的爱，正如安娜说的“我所以不喜欢这个词儿“爱”字，是因为它对我的含义太多，远不是您所理解的。”他不理解安娜此时的艰难处境，她背着抛弃丈夫和儿子，背叛家庭的罪名，被驱逐出上流社会的大门，而且遭受侮辱和攻击，孤立无援的状态使安娜更需要理解和宽恕，更需要他的庇护和真挚深沉的爱。她为了他们爱情付出了一切，希望他的爱情能给予她回报，然而沃伦斯基却开始逐渐冷淡安娜，他觉得安娜已是“一朵摘下已久的凋谢的花”，安娜的情感生活出现了危机，沃伦斯基这位彼得堡上流社会花花公子的标本同样不能给予安娜真正的爱情，因为他根本就不能理解安娜对他的爱，他的不理解是造成安娜悲剧的直接原因。
　　安娜在未遇到沃伦斯基前，曾把自己的所有感情都投到儿子谢辽莎身上，因为她无法去爱那个整天只知和官文打交道的丈夫卡列宁。随着沃伦斯基地出现，安娜的情感趋向发生了变化，这时她深爱了两个人：沃伦斯基和儿子谢辽莎。她一直不愿意提离婚的事，就是因为他怕失去儿子，“世界上我只要两个人，可是他们互相排斥，我不能把他们两个联系在一起，可是把他们两个连在一起是我唯一的愿望，这一点要是办不到，一切都无所谓了。”虽然她后来与沃伦斯基在一起，但她无时无刻不惦记着儿子。她的内心一直都在痛苦的斗争着，其中主要是争取孩子能到自己身边来，以尽到做母亲的责任，以争得母爱的权利。但是在这罪恶的封建社会里，那些封建卫道士正是利用安娜对儿子的爱来扼杀安娜，残酷地把她们母子分离。
　　从意大利度完“蜜月”回来后，安娜思子心切，写信给李迪雅夫人，希望能允许她去看儿子，但却遭到了拒绝。一位母亲，连看看儿子的权利都剥夺了，连她对孩子的感情都得不到承认，这又是对安娜一个沉重的打击，托尔斯泰在作品中以专章专节描写了安娜与儿子相见时的幸福和欢乐。这场面是何等地催人泪下。啊！作者正是通过这样感人的场面，表现安娜对儿子的深爱之情，同时也揭露了当时把他们母子分离的罪恶社会，在沃伦斯基冷淡了她之后，她感到自己不但没有得到真正的爱情，还失去了儿子的母爱的权利，她连爱儿子的这样一个小小的要求都得不到满足，她彻底地绝望了。
　　安娜追求的一切无非是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人所应该拥有一切，一个内心丰盈的女性，她应有自己丰富的情感，包括爱情和对子女的亲情，但这些最基本的权利对于安娜来说是多么难得到。“我不是妒忌，而是不满足。”对情感生活的不满足，是这个不甘于苟且偷生的自欺欺人的安娜死的原因。
　　其次，贵族家庭的出身和教养在安娜身上，笼罩上了沉重的阴影，给她的爱情追求，带来了种种无法克服的阶级局限。
　　安娜是“在宗教的氛围中”成长起来的贵族妇女，上流社会的道德观念和宗教意识，对她有着直接的影响。在追求自由爱情的过程中，她的内心始终充满着尖锐的矛盾，既热烈地追求现实生活的幸福，又虔诚的笃信虚无的上帝，既有对爱情的渴望，又有对地狱的恐怖，既鄙弃上流社会的丑恶和虚伪，又不自觉地用上流社会的是非标准来判断自己的行为，她把自己对爱情的觉醒看作是道德的堕落。她相信梦，相信预兆。在莫斯科车站，她看见被火车轧死人的惨象时说：“这是不祥之兆。”而是她想起来就不愉快，她总觉得那好像和她有什么关系。她知道自己是一个活生生的女人，自己追求幸福的爱情是正常的，合理的。但她和沃伦斯基一开始她就有一种负罪感，总认为自己是一个堕落的女人、一个坏女人。这些都表明托尔斯泰笔下的安娜是一个矛盾体，爱情觉醒后的安娜始终未能摆脱宗教的束缚。安娜产后病危时，对丈夫讲过这么一段话：“你别以为我怪，我还是同原来一样......可是另外一个女人附在我身上，我怕她，因为她爱上了哪个男人，所以我恨你，可是我忘不了原来那个女人。那个女人不是我，现在地我才是真正的我，才是完完全全的我......我要死了，我只有一个要求：你饶恕我，完完全全饶恕我吧！我这个坏......我知道这是不可饶恕的”。从这段话中，我们看到了两个安娜：一个遵守宗教道德、贤妻良母式的安娜，这个安娜忠于自己的家庭，安于那种虚伪的贵族生活。另一个是爱情觉醒后的安娜，她不顾一切地追求自己的幸福。安娜病危时想到卡列宁，并诚心诚意向丈夫忏悔，希望得到他的饶恕，无非是那深受宗教教义束缚的安娜，想到自己曾背叛家庭，抛弃丈夫和儿子的罪过，她不能带着“一个坏女人”的罪名去见上帝，只有得到宽恕，内心才会平静。直到最后，她倒向火车轮时，她还在呼吁“上帝呀，饶恕我的一切吧！”可怜的安娜始终是用宗教锁着自己的双脚而向着自己的思想爱情艰难地前进的。
　　另外，贵族出身的安娜虽然对自己的追求执着而又热烈，但由于阶级的局限，她把爱情看得高于一切，把爱情当作了生活的全部。当她和沃伦斯基结合后，几乎是用全身心去编织爱情之网。但是她不明白，如果爱情变成生活的唯一内容，被用来填塞生活的所有角落和缝隙，那么爱情这杯醇酒就会被稀释成淡而无味的白开水。空虚的生活最终使爱情变成一种负担、一种烦恼、一种折磨自己和对方的精神痛苦。而安娜爱情至上的观点，却不能容忍沃伦斯基对自己的激情有半点下降的趋势。当沃伦斯基对她有所冷淡后，她就绝望了，认为自己失去了一切，走投无路了，爱情的破灭就等于生命的毁灭。于是她用死来惩罚沃伦斯基控诉这个万恶的社会。
　　同时，贵族出身的安娜过着寄生生活，经济上不能独立，已使安娜蜕化了作为人所应具备的社会劳动能力。作为贵族妇女的安娜生来就过着养尊处优的贵族生活。她已经无法改变自己对男人的从属地位，依附关系。她离开卡列宁，投入到沃伦斯基的怀抱，不过是从“吃丈夫的面包”转而用“情人的卢布”，一个不能自食其力的女性，要想追求自己的个人幸福，获得独立平等的权利，这是不现实的。正如恩格斯所说：“只要妇女仍然排除于社会的生产劳动之外而只是从事家庭的私人劳动，那么妇女的解放，妇女同男子的平等，现在和将来都是不可能的。”因此要想获得妇女的解放，首先就要取得经济上的独立。
　　托尔斯泰在塑造这个形象的时候是矛盾的。小说的题词是：“伸冤在我，我必报应。”表现了双重态度，一方面托尔斯泰作为一个博爱主义者，认为安娜享有个人幸福的权利，因此对深受上流社会摧残的安娜深表同情，并为她辩护，揭露逼死安娜的正是那个精神上妇役妇女，荒淫无耻极端虚伪的上流社会。另一方面他又从宗法制的贤妻良母观念出发，从禁欲主义出发，对安娜抛弃丈夫，丢下儿子，离家出走，是不满意的，否定的。认为安娜背叛了神圣的家庭，必遭惩罚，于是作家托尔斯泰借上帝来惩罚了安娜，即无情地坚定地将安娜推到火车轮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