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行的《德国民法典》，于1896年通过，1900年1月1日开始施行，虽然与1804年的《法国民法典》相比，它晚出生了将近百年，但也算得上历史悠久了。《德国民法典》通过的时间，我们的光绪皇帝还要再过两年才开始进行变法维新；而在它实施生效的那一年，在中国大地上则爆发了声势浩大的义和团运动，并最终引发了震惊世人的八国联军入侵的庚子之变。就是这样一部产生于久远历史中的法典，虽然期间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及战后东西德的长期分裂及融合，却至今仍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在经过必要的修订后，它依然是德国现行有效的民法典。

作为大陆法系的一个重要分支，《德国民法典》独具特色。学过外法史的法科学生都知道，该法典从起草到最后通过，前后经过了二十多年的时间，在起草的过程中，还引发了法学界不同派别之间的激烈争论，直至最终通过时，社会上仍然有各种不同的声音。不过，这部作为向新世纪“献礼”的法典，至深致远地影响了德国人一个多世纪的生活。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它的起草人并不是一群理想主义者，而是属于政府官僚，他们也不是革命家，而是一些法学教授，可以说它集全德国最优秀的学者、实务人士之智慧，是向德国人奉献的一部务实客观而又充满学理的社会生活指南。

《德国民法典》虽然是为人们私领域的生活提供行为准则的，但它本身指向的对象却并非普通民众，而是法律专家，所以，与文字像诗一样优美且读起来朗朗上口的《法国民法典》不同，《德国民法典》有意识地放弃了通俗易懂性以及教育国民的功能，它的语言非常技术化，抽象但却不乏准确、清楚，充分体现了德国人的一丝不苟与严谨。

这样一部主要由法学教授们打造的法典，自其颁行以来，在二十世纪又不断得到众多私法学者的呵护和加持，也最终使得它日臻完善。由德国法学家斯蒂芬·格伦德曼与卡尔·里森胡贝尔主编的《20世纪私法学大师》一书，就为我们介绍了40位在私法领域成绩斐然的学者，“他们塑造了德语区私法尤其是德国私法的发展，甚至影响了欧洲私法和比较私法的讨论，比如私法、商法、国内法中的教义学思维、跨国法的讨论、方法论、法律与社会秩序、法律与其他学科、历史与法律政策。”毫不夸张地说，这部书呈现于读者面前的，绝对称得上是一场超豪华的私法的盛宴。这部书读罢，会让我们心生感慨：法典的影响力要想及于海外，离不开引领世界的私法理论，离不开一流的学术，而一流的学术更离不开的是一流的学者。

与享誉全球的思想家、哲学家不同，即便是在法学学科领域，对私法即我们通常所说的民商法的研究也算是很专门的了，因此，可以说私法学者是专家，一般难称大家。然而，私法虽然是法学的专门领域，但由于它调整的是我们每个人实实在在的生活，所以私法学者的研究实际上也会影响到我们每个人，甚至可以说，与那些凌空蹈虚的思想家相比，私法学者的影响会及于我们生活私领域的细微之处，举凡物的享有、债的发生、合同的效力、侵权责任的归结、婚姻生活的安全，等等，都与私法学者有关。比如，在纳粹统治时期的婚姻法，就将种族法与血统健康法的内容纳入其中，使其服务于纳粹的种族主义政策，对此，谁能否定不同的私法理论与私法观的影响力呢！当婚姻的解除由过错主义进到破裂主义后，使许多男女从冷漠破碎的婚姻中走出来，迎来了身心的解放与重生。书中提到的康拉德·茨威格特教授是20世纪的国际比较法大家，而其博学则远不止在比较法方面，他还是一位国际私法、民法、宪法学学者，另外，他还是一位宪法法院的法官。他除了在理论方面的贡献外，他还对具体制度的变革做出了贡献，比如有关非婚生子女的地位问题，茨威格特教授强烈要求遵守联邦基本法第三条第二款的宪法义务，即“男女有平等之权利，国家应促进男女平等之实际贯彻，并致力消除现存之歧视”，将该宪法义务适用于非婚生子女的情形，最终德国联邦宪法法院确认并采纳了茨威格特的意见，由此而推动了《德国民法典》有关非婚生子女制度的改革。或许，非婚生子女并不是一个普遍的群体，他们的出生有其特殊的境遇，但他们作为人的权利不能因此而克减，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理解这句流传深远的法谚，“在民法慈母般的眼里，每一个个人就是整个的国家”。当然，民法之光的普照，离不开私法学者的守护。

《20世纪私法学大师》，介绍了40位私法学者在各自领域中的贡献，恩斯特·拉贝尔与弗朗茨·柏默因为“他们在20世纪法学发展过程中具有特殊的地位，他们是法学两个脉络及法学方法的奠基人，真正创造了一些新的思想”而被奉为“法学宗师”，如拉贝尔使比较法成为一个主导的学科，“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二到三个主流法学方法之一，不管是在跨国层面，还是国际层面，后来更是体系性地反映在欧共体和欧盟层面，没有他的比较方法，在某种程度上很难想象有欧洲共同体。”而柏默则属于改变法学范式的人，他关于反垄断法的著作具有根本性的意义，对后来欧共体的构建产生了重大影响，而他之所以成为德国和欧洲私法真正的“宗师”，其原因就在于“监管和私法及其相互作用和关系在柏默的竞争法中，成为贯穿整个20世纪的私法发展的主线。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也同样如此。不保护市场及其结构，不保护结构上的弱势一方，私法就不会发挥作用。”

除了这两位“宗师”级的学者外，《20世纪私法学大师》将其他38位学者按照“方法：法律史、比较法和法理”、“商法和经济法”、“私法、教义学思维及体系构建”的版块儿分别加以介绍。而他们的学术贡献，并不仅偏于德国一隅，而是在欧洲、欧盟乃至世界范围内的私法学界，都能让人感受到他们学问及理念的影响力。

事实上，《德国民法典》及德国私法对我国的影响也是无处不在。早在清末制定民律草案的时候，我们就通过日本这个“二传手”，转手借鉴了他们法典编纂的成果，上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华民国民法》的制定，也对德国民法典多有“参照”。改革开放后，私法领域中法律的制定也多有借鉴，其中借鉴的“成分”虽不甚分明，但德国私法学者的论著被译成中文者却又不少，可以说，许多民法学界的“大咖”，都曾从德国的这些私法学大师的理论中获得过滋养。看看康拉德·茨威格特的中译文作品吧，除了《比较法总论》这部著作外，还有《违背法律和善良风俗的法律行为后果比较》、《合同形式》、《三大法系的邀约与承诺制度》、《行为能力比较研究》、《英美法的司法技术：与大陆法系的比较》、《普通法与大陆法中发现法律的方法和诉讼程序》、《瑞士民法典的制定及其特色》，等等。

在私法领域，有源于民族的风俗习惯，也有人类通行的普世规则，在全球化的今天，自给自足无法想象，互通有无的贸易不可或缺，而在交易中所应遵循的私法，也具有了普世的特征，而私法的理念也应该是普世性的。这也是我们应该读一读二十世纪德国私法学大师的论著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