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人一生中会不知不觉地扮演各种角色，比如说吧，在马上就要成为历史的2016年的最后一周，我竟不期然地当选济南市历城区第十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这意味着在今后的五年中，我将作为山东大学洪家楼校区选区的人大代表去“参政议政”，这在我平平淡淡的教师生涯中，将增加一段人大代表的履历，这事想起来就让人意外却也有点儿莫名其妙的兴奋。这倒不是我有当代表的“瘾”，而且我这个人平生最不喜欢做的事就是开会，如今却成了一个主要以开会为工作方式的代表，而之所以心情有点儿小激动，是因为作为代表，我将近距离观察地方人大的运作模式，这机会对于法学老师来说也是不可多得的。

2016年应该算是一个世界性的“投票年”。英国人在夏季进行了一次公投，结果“脱欧”了；11月份美国人迎来了四年一次的大选，选了没什么“从政”经验的川普做总统，惊得人目瞪口呆；今年我国也迎来了五年一次的基层人大代表换届选举，大街小巷随处可见“珍惜民主权利，投好庄严一票”的标语，与域外的大张旗鼓不同，我们的选举工作可以用“有条不紊”来形容。法学院学生在学宪法学的时候，或者代议制，或者代表制，都会涉及选举问题，而且在课堂上坐着的，基本上都刚刚“依法”享有了选举权，对于初次行使这一神圣权利大家多少有些期待，所以这次基层换届选举恰好为他们提供实践的机会。举凡选民登记、选民公示、选民异议的处理流程、候选人提名程序、正式代表选举、委托投票等等，都变成了一个个“知识点”。宪法学中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学以致用”，大概只有在这个时候才能体现出来。

不过，许是选举制度是舶来品的缘故吧，国人对选举的事向来并不热心，而在晚清引进选举权的时候，还曾产生过误会。清末预备立宪时，各省咨议局的选举章程中对选民条件的规定比较严苛，比如学历方面，需“曾在本省或国外中学堂或同等以上之学堂毕业得有文凭者”或“有举贡生员以上之出身者”，在财产方面则需“在本省地方有5000元以上之营业资本或不动产者”，才能行使选举权，因此清末合格的选民非常少。据张朋园先生《中国民主政治的困境》一书的介绍，资产的设定影响最大，倒不是有钱的人少，而是“中国人向来财不露白，以为财富为人得知极为危险，尤其是怕将来被科重税”，因而造成了“备有资格之人亦往往不愿入册”的尴尬局面。在山东“具有五千营业资本及不动产者，则本人坚持不承认。即以选举权利再三劝告，亦卒若罔闻”；四川人也是“怕露富，怕官府加捐税，虽有资格也不愿去登记”。其结果是由于选民的数量少，再加上人们对选举没有认识，所以投票时也就颇为消极冷淡。

今天当我们读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年满十八周岁的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家庭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居住期限，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法条时，再看看清末的这些史料，难免让人忍俊不禁。不过，与百余年前相比，国人对选举的冷漠并没有根本性的好转，以至在有的社区选举中，为使参选选民达到法定人数，需要通过发放雨伞等日用品来“刺激”投票。人们缺乏热情的原因固然很多，但对候选人不熟悉、不了解，应该是个很重要的因素。选票上的人都不认识，选谁都一样，投票自然也就变成了一项例行公事，而在“另选他人”中报复性地填写各种“神”名称也就在情理之中了。这时候，我们总是习惯性地将其归咎于“民智未开”，嘲笑选民缺乏民主素养，却很少反思我们的选举方式是否存在缺陷。其实，在基层人大代表选举中，选民对候选人的熟悉程度，可决定人们投票的参与度。因此，在选举过程中通过各种媒介的宣传，让选民了解候选人的环节是必不可少的。

这可以从笔者本人这次参选的经历得到证明。在经过几轮的淘汰，最终被确定为正式候选人之后，在我的内心竟也有了些想去“拜票”的冲动，毕竟并不是谁都有“陪选”机会的，同事们也开玩笑鼓动我去拉票，比如说可以在用餐时间到学生食堂发点儿资料，或者搞个选民见面会，直截了当地提出“请投我一票”的口号。不过终究还是抹不开面子，拉票的想法也就只是想想罢了。

不过，学校要通过网络和官微介绍各选区候选人的情况，倒是为大家提供了一个“推销”自己的机会。我没有按要求写个人简历和“事迹”，因为我觉得这不是选“优秀教师”或学科带头人，不是向世人展示“我很棒”，而是要告诉选民“我适合”，所以在学校官微中，我就列举了自己作为候选人所具有的优势，“长期从事法学教学工作，具有扎实的法学专业知识，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及人大代表的职权，有深入的了解，社会经验丰富，有相应的履职能力。”“在老师和学生中有较好的人缘基础，曾被评为2013年山东大学首届‘我最喜爱的老师’。开设的法律博客及‘法史人生’微信公众号，具有较高的点击率。为人谦逊和蔼，具有一定的亲和力，能够做到与选民经常且有效的沟通。”另外，在教学科研工作之余，我还特别“关注社会热点与民生问题，有正义感，经常对社会上发生的典型事例发表冷静、理性而独到的见解，能确保履职的独立性。”同时，“作为中共山东大学第十二次、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代表，具有相应的履职经验。”作为一名普通教师，由于“没有行政职务或太多的社会兼职”，所以能有足够的履职时间。最后，还提出了一点带有理想主义色彩的展望，“法律人的当选，将有利于人民代表制度的完善与进步”。事后想想，这只是说了我适合当代表，并没有说当了以后要怎样，缺少对选民的“承诺”，是不完善的。尽管如此，学校官微的宣传还是产生了些反响。有位政管院的老师就觉得这样的介绍说明“代表有诚意”，候选人认真地参选，选民们认真地投票，体现出来的是一种对制度的尊重，自然也就能吸引部分选民来投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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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当然不会天真到以为自己的当选与宣传材料有关，也不会认为我的当选就体现了“真正的民主”，或者说区人大有了一个法学老师，代表们参政议政的能力就能陡然提升。我只是觉得当体制为我们提供了表达的机会时，我们应该将其变成做点儿事的基点，而不是一方面抱怨我们制度的瑕疵，一方面却在选票上戏谑地“提名”，一副“爱谁谁”的态度。许多人都看过美国电影《律政俏佳人》，女主人公伍兹曾在国会听证会上发表过一番演说，大致意思是当你去做头发时，理发师在你的头上这样弄那样弄，你却不吱声，到最后头发做完了，才抱怨“怎么这个样子”，而“美国”就是人们的头发，美国之所以成为这个样子，和每个有机会说他而选择了沉默的人有关。当人们有机会的时候一定要说，只有说出来，国家才有好起来的希望。反观当下，我们的社会在改革中确实面临各种困境，大家几乎每天都在抱怨，却并不能解决任何问题。我想，假如我们每个人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做些促进体制改变的事，日拱一卒，功不唐捐，或许社会的进步真的会发生。于我个人而言，即将到来2017年，新角色带来的新任务，还是让人期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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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发表在今天的北京青年报第二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