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史遇春

就历史而言，社会之坏，多坏在士大夫。

士大夫的脊梁硬了，社会再怎么败坏，它都会有被支撑起来可能与希望。

士大夫的骨头软了，无论社会的表面如何强盛，其内质里，不是即将腐烂的臭肉，就是大而无用的草包。

面对大明王朝当日的社会，少保、吏部尚书兼华盖殿大学士、名臣李贤曾说：

现在，士大夫不求做好人，只求做好官，整个社会的风俗就是这样。

为什么会这样呢？

其实，这都是主政者造成的结果。

为什么这么说？

比如，这里有一个人，在他的仕宦之路还没有显贵通达的时候，他平常的为人行事， 都被士大夫阶层所鄙弃；可是，一旦那人施展手段，通过各种乞求而获得了好的官位，那么，大家就都认为这是无上的荣光；这时，那些以前鄙弃他的士大夫阶层，就只看见那人的好官位、就只想着对那人羡慕、垂涎、巴结、逢迎……；这时，那些以前鄙弃他的士大夫阶层，完全将以前对那人为人行事的鄙弃抛诸脑后，从此以后，那些以前鄙弃他的士大夫阶层，就只盯着那人的好官位，对他尊敬不已、爱慕不已。

社会风习既然已经如此，那么，想要大家不一门心思地追求好的官位，当然就是十分困难的事情了。

又比如，另有一人，在他没有贵显通达的时候，因为其人的道德品质崇高，故而士大夫阶层都对他非常敬重；这个人呢，也的确的是正直耿介、恬然自守，他常常将为了官位而奔竞求人当成是作人的耻辱；结果是，这个人很可能一直就难以得到好的官位。于是，这个人或是穷困潦倒，或是失路落魄，到最后，因为没有好的官位，这个人还是被那些曾经一时敬重他的士大夫阶层所非笑、所轻视、所鄙弃。

如此看来，社会其实就是这样的：

在大家都只盯着好的官位的时候、在大家都只盯着高官的权势的时候，您想要人家只去做个好人，这当然是非常、非常困难的事情。

李贤认为：

现在，要扭转这种“士大夫不求做好人，只求做好官”的社会风习，当然，还是需要当政者在这个情况上去留意。

如果那些得了好的官位的人，其升进不是因为公论很好；如果那些得了好的官位的人，没有改变其为人处事被人鄙视、被人轻贱作风，要么，就不要让他们升进；要么，即便是他们已经升进，也要将他们黜陟。

另外，对于那些即便是没有得到好的官位的人，只要他们的道德品质崇高、为人所敬重，那么，也要在社会形成一种氛围，就是要让这些人继续保持他们为人所敬重的一面。

只有，这样，社会才会好起来。

后来，明朝灭亡，不能不说，“士大夫不求做好人，只求做好官”的社会风习在其间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关于做好人、做好官，关于士大夫，杰出的思想家、经学家、史地学家和音韵学家顾炎武，更进一步，曾做过总结。

在《日知录》卷十三《廉耻》中，顾炎武把一切提升为“廉耻”。

顾炎武从《五代史·冯道传论》说起：

礼、义、廉、耻，是维系国家所必需的四种基本的道德准则；如果这四种基本的道德准则不能伸张，国家便就灭亡了。

关于礼、义、廉、耻，按照管仲的话来说：

礼义，是管理民众基本法则；廉耻，是个人存立于社会的主要节操。

如果一个人不能廉明正直的话，那么，他就会没有什么财物不索取、不收纳的；如果一个人厚颜无耻的话，那么，他就会不择手段、无所不为。

在一个社会之中，如果人人都不能廉明正直，如果人人都厚颜无耻，那么，这样的天下，没有不乱的；那么，这样的国家，没有不灭亡的。

礼、义、廉、耻，这四种基本道德准则，耻是最最重要的一点。

所以，夫子对此早就有所评论。

《论语》卷七《子路第十三》云：

子贡问曰：“何如斯可谓之士矣？”

子曰：“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

所谓“行己有耻”，就是说，一个人行事，凡自己认为可耻的，就不会去做。

说到对士的界定，夫子把耻提到了非常重要的位置。

夫子之后，孟子对耻，也有其论述：

《孟子集注》卷十三《尽心章句上》云：

“人不可以无耻。无耻之耻，无耻矣。”

也就是说：人不可以没有羞耻，不知羞耻的那种羞耻，才真是不知羞耻。

也有人认为，孟子是在说：从不知羞耻到知道羞耻，这样，就可以免于羞耻了。

在该书中，孟子又云：

“耻之于人大矣。为机变之巧者，无所用耻焉。不耻不若人，何若人有？”

也就是说：羞耻之心，对个人而言，是至关重要的。那些只知道搞阴谋诡计的人，是从来都不知道什么羞耻。不以自己不如别人为羞耻，那么，又怎么才赶得上别人呢？

基于以上，顾炎武认为：

人之所以无法做到廉明正直，最后离经叛道、悖逆礼义，其最本初的根源，就是因为无耻；所以说，士大夫无耻，这才是国耻！

顾炎武又说，根据他自己的观察，夏、商、周三代以下，太平之世衰败，仁义之道式微，其原因就在于，捐弃礼义、丢掉廉耻，而且，这也不是一朝一夕所造成的。

为此，顾炎武还引经据典。

《论语》卷五《子罕第九》云：

“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雕也。”

也就是说：到了每年天气最冷的时候，其他植物大多都已经凋零败落了，至此，看到松柏青葱，然后，才知道松柏的挺拔、坚毅。后来，便以此来比喻那些坚守道义、品格高洁的人，就像是松柏一样，他们有坚韧的力量，能耐得住困苦，也受得了折磨，无论如何艰危，他们都不至于改变初心。

《诗经》国风·郑风《风雨》云：

“风雨如晦，鸡鸣不已。”

也即是说：风雨交加、天色昏暗的早晨，一切似乎都被风雨击灭，只有雄鸡始终坚持，还和往常一样，啼叫不止。后来，便以此来比喻，即便是在黑暗的社会里面，仍然不乏有识之士。

正如《论语》里所说的松柏、《诗经》里所说的雄鸡一般，即便是在以往昏暗的世道之下，也未尝没有清醒之人。

为此，顾炎武还举了一个例子。

 

南北朝时期颜之推《颜氏家训》卷第一《教子第二》中写到：

“齐朝有一士大夫，尝谓吾曰：‘我有一儿，年已十七，颇晓书疏，教其鲜卑语及弹琵琶，稍欲通解，以此伏事公卿，无不宠爱，亦要事也。’吾时俛而不答。异哉，此人之教子也！若由此业，自致卿相，亦不愿汝曹为之。”

也就是说：

北齐有个士大夫，他曾对颜之推说：“我有个儿子，已经十七岁了，他很会写奏疏。我现在还安排人教他学习鲜卑语、教他弹奏琵琶，他也差不多都学会了。将来，他凭借这些本事，去服侍三公九卿，猜想，他一定会被达官显贵宠爱。这些，对我们而言，都是非常紧要的事情。”那位士大夫说这话时，颜之推低下头来，没有回答。为此，颜之推还十分奇怪，因为，他想不通，那位士大夫为什么用这样的方式来教育儿子！颜之推以这个例子来告诫儿辈，他说是，如果用这种办法当做升进阶梯，即便是可以做到卿相的位置，他也不愿让自己的儿辈去这么做。

讲完这个例子，顾炎武还感叹道：

唉！

颜之推因为不得已，才在乱世之中出仕。

尽管自己就生活在乱世之中，颜之推还能说出这样的话来，看来，他这个人还很有《诗经·小雅·小宛》的作者的情怀：

据说，《小宛》是一首父母离世后，某人劝告兄弟要小心避祸的诗歌。在诗中，某人恪守父母的教诲，终日为国事或家事操劳奔波，力图维系家门的传统。但是，由于受到社会上各种邪恶势力的威逼和迫害，其人已力不从心。于是，那人思前想后，感慨万端，因而，他才写出了这首忧伤交织的抒情诗。其时如下：

《小宛》

宛彼鸣鸠，翰飞戾天。我心忧伤，念昔先人。明发不寐，有怀二人。

人之齐圣，饮酒温克。彼昏不知，壹醉日富。各敬尔仪，天命不又。

中原有菽，庶民采之。螟蛉有子，蜾蠃负之。教诲尔子，式穀似之。

题彼脊令，载飞载鸣。我日斯迈，而月斯征。夙兴夜寐，毋忝尔所生。

交交桑扈，率场啄粟。哀我填寡，宜岸宜狱。握粟出卜，自何能穀？

温温恭人，如集于木。惴惴小心，如临于谷。战战兢兢，如履薄冰。

这首诗，译成现代汉语，大体如下：

那只小小斑鸠鸟，展翅高飞在云天。忧伤充满我心田，怀念已故我祖先。直到天明未入睡，还将父母来思念。

满是智慧聪明人，饮酒也能深自禁。至于那些糊涂蛋，每饮必醉日日沉。请各自省重举止，天恩不会再降临。

田野长满大豆苗，众人一起去采摘。螟蛉如若生幼子，蜾蠃会把它背来。你们有儿我教育，继承祖先好风采。

试看小小那鶺鸰，边翻飞来边欢鸣。天天在外我奔波，月月在外我远行。起早贪黑不停歇，不辱父母好英名。

交交青雀鸟叫啼，沿着谷场啄小米。自怜贫病更无依，连遭诉讼真可气。抓把米来占一卦，看我何时能吉利？

温和恭谨多谦让，就像站在高树上。担心害怕且警惕，就像身临深谷旁。心惊胆战大不安，如履薄冰恐沦亡。

将颜之推与《小宛》的作者对比之后，顾炎武还感叹说：

颜之推在乱世之中，还能够说出这样的话来，那位士大夫，一心想着曲意逢迎，以取媚公卿、谄附权贵，难道，他就不知道羞愧吗？

当然，可以猜想，顾炎武也是在质问其时的士大夫阶层：曲意逢迎，以取媚公卿、谄附权贵，难道，大家就不知道羞愧吗？

其实，就顾炎武的身世及经历看，他以上的论述，并非泛泛之论。

可以推知，顾炎武的这些论述，是背负着国家覆亡之后的沉痛哀思、是在内心深沉触动之后，所发出的肺腑之言。

这既是对士大夫的批判，也是对士大夫的刺激，当然，最终，还是对士大夫有所寄望的。

为什么要如此看重士大夫？

正如前文所说：

士大夫的脊梁硬了，社会再怎么败坏，它都会有被支撑起来可能与希望。

士大夫的骨头软了，无论社会的表面如何强盛，其内质里，不是即将腐烂的臭肉，就是大而无用的草包。

（全文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