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天第一次喝醉酒的难忘经历

梁天演过的一些电影、电视，像《二子开店》、《顽主》、《本命年》、《斗鸡》、《烈火金钢》、《海马歌舞厅》等，大都是演小偷、流氓和一些比较后进的青年。跟您说您恐怕都不相信，他当过兵，是党员，在工厂做过干部的事儿。其实，他真人根本不像银幕上那么坏，用他自己的话说：“本人就形象差点火，内心还是有数的，也是个安分之人。”

                                  别吓着您，我真是个好人！

梁天是1976年底入伍的，按部队的说法算1977年的兵，在北京军区装甲兵某团一营三连服役，新兵下连他就当了二炮手，三四个月以后提升为炮长，享受副班长的待遇。在三连共干两年，第一年当炮长就出尽了风头。每年一次的实弹演习他打了个4发4中，当时一发炮弹价值200多块钱，没给国家造成浪费。那次的实弹射击是在内蒙古大草原上进行的，4发4中就要戴上大红花照像，一个坦克上有4个人，车长、梁天和两个炮手，都显得很风光。事后，人们拿梁天开心，说他眼睛小，能聚光，再后来，他炮长的名儿前面就加上了“小眼”二字。梁天倒挺牛气的，说打那玩艺儿是肉眼测距，一看目标，大约800米，这样你装标尺可以装600的，也可以装1000的，误差在正负200米，怎么也能打上。就平时训练的情况看，像梁天这样的城市兵确实没有农村兵能吃苦。但话说回来，训练得再好，真功夫就看这一锤子买卖了，梁天总算给打上了。

晚上连队开庆功大会，喝内蒙古老白干，加了几道菜，连长来敬梁天，指导员来敬梁天，排长来敬梁天，班长和战士们都来敬梁天，他们说我喝你得喝，梁天说你喝我负责喝，结果就喝出了洋相。会完餐看电影《洪湖赤卫队》。这个片子当时很轰动，梁天酒醉心里明，战友们安顿他上床睡觉，他不睡，队伍在前面走了，梁天一晃一悠地跟上。走着走着，天在旋，地在转，人就摔了下去。想看电影心切啊，梁天硬是爬到了电影场，到了那地方就彻底不行了，吐得一塌糊涂，倒在草地上呼呼睡去，直到战友们看完电影，才将他抬回宿营点。这是梁天平生第一次喝醉酒，所以他记忆很深刻。

                                   公司开张发表演说

实弹射击后进行专业技术理论考核，因为前面有4发4中，梁天理论复习时就随便了些，答卷的时候心也粗了点，还是第一个把卷子交上去的，自我感觉还行，结果闹了个不及格。有一门不及格，前面再优秀也白搭，还是没拿到那个炮手合格证。没证就谈不上打炮了，更不能再当炮长了。指导员做工作叫梁天下炊事班，给战友们做饭，帮连队喂猪、种菜，他的军装外就套上了油腻腻的大褂。其实，梁天还想再考那合格证，老乡们劝他：“拉倒吧，炊事班肚里有油水，在公勤班要站岗、训练，多累!”梁天一想也有道理，特别是站岗，好多老兵不来接，你还得在那里站着，再说下了炊事班也就不用给老兵洗臭袜子了。

梁天在炊事班干了半年，业余时间多了点，他没事就看书，还写诗，现在看只能叫顺口溜了。老兵对他说：“你小子干得不赖，向组织积极靠拢呀!”于是，梁天就写了申请书，指导员找他谈话，说：“工作干得确实不错，但离组织上的要求还差一定距离，特别存在细小工作不太主动的问题。”指导员的话是有所指的，有些人大中午的蹲在菜地沟里不休息(其实蹲不蹲，菜还是那样长)，更主要的是连长、指导员家属来队，有些人有事没事去唠唠嗑，搞点感情投资。梁天这方面不会，他说也不想学会。一直到离开炊事班，梁天还是和党组织有这点距离。好在这半年，他受了两次嘉奖，算是对梁天工作的肯定。

当兵第三年，团里搞文艺汇演。连里推荐了梁天，他便自编自演快板、相声、小演唱，讴歌连队的好人好事。后来，团里又推荐他上师文艺宣传队，宣传队对外叫北京军区装甲兵文工团。别人都是从北京的艺术学校和专业文艺团体里招来的，还有些战友文工团下来的，就梁天一个人是连队宣传队来的。那些人水平比他强，但他是个小兵蛋子，细小工作和其它方面表现明显比那些人强。在连队干了两年，眼里觉得有活了，打扫卫生第一个扛扫把，演出搬道具捡重的扛，在宣传队干了一年，梁天就与党组织没有了距离，成为党的人了!

这个宣传队一年之后因故解散，梁天调到张家口北线的另一个部队宣传队。此后，慰问演出比较多，有时一天演7场，比如说炊事班你得演一场，两个喂猪的你得去演一场，一个在山上看电线的你还得去演一场，全套的节目。战友们看着真感动，对演员流眼泪呀，当然，梁天他们演得更是投入了。梁天说：“那时国家条件还艰苦，连队没有电视机，全凭这点文艺节目充实文化生活。”

                                 笑起来看着也不像好人呀！

当满了4年兵，梁天才复员回北京，要不是身体不行，可能还要在部队干。安置办分配他到北京市服装八厂，先当搬运工人，后来在生产科、宣传科、工会、组织科、办公室共干了8年。离开工厂之前，是以工代干的办公室副主任，也是考试差0.5分，没有转为正式国家干部。在工厂，梁天经常排节目，考试前刚从外地演出回来，接到通知上考场，考的时候他很自信，北京市统一命题转干，来不得虚的，分数下来没戏了。

人的命运，总是由不得自我安排。梁天有时想：要是在部队那次考上炮长，一直往下干，说不定现在能干个团长的位子了；在工厂转干如果转上的话，现在说不准当个主任、副厂长、书记之类的。好在对这些他都想得通。这一点，当然还应该取决于部队对梁天人格的培养和心灵的净化。没有当兵之前，上小学、中学，梁天都是出名的捣蛋鬼，自由散漫，组织纪律性差，部队这几年还真给他磨过来了。不敲打不成材，梁天一直为有这段当兵的历史感到光荣和自豪。他说：“部队给我最大的收获是，知道什么叫吃苦，人的思想境界也变得比较朴实了，不管是对我做人还是演戏，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刚从部队回来，看到地方男男女女花花绿绿的事还不太习惯，好长时间还是满身兵味。尤其是逢年过节，他就想到自己在岗楼上站岗的情景，就想到自己曾经保卫过共和国，保卫过人民的，心里有着一种说不出的快意。

梁天很感激部队的战友们一直还惦记着他，特别是很多同志写信关心和鼓舞他，询问他的业余爱好和家庭情况以及近况。梁天的业余爱好主要是聊聊天，看电视，特别喜爱看球赛，还爱翻翻杂志。他的家庭也不特别，父亲叫范荣康，其实他姓梁，这是笔名，原《人民日报》副总编，退了；母亲谌容，北京市作家协会专业作家；哥哥梁左（已逝世），写相声、小品的；妹妹梁欢是个编剧。梁天说：“他们都是文化人，我是个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