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骆驼祥子》看老舍的艺术风格

    老舍的作品素以“京味儿”、简洁、幽默而著称于世，这种鲜明的、独特的艺术风格使他的作品卓尔不群，为中国现代文学史立起了一块丰碑。长篇小说《骆驼祥子》是老舍的代表作，在这部作品中，作家除了保持他一贯的艺术特点外，因为选择题材的角度和艺术处理方式的某些变化，又表现出了一些新的艺术风格。在“京味儿”、简洁、幽默之中，平添了严峻、深沉和朴实的艺术格调。

                                        一
 

    严峻、深沉是《骆驼祥子》在艺术格调上的新的特点。这同老舍以前写的《老孙的哲学》《赵子曰》《离婚》等作品有着明显的差异，这种艺术格调上的差异，同作家对生活的认识的加深和对幽默看法的变化有关，使作家从新的角度选取题材和处理题材。

    《骆驼祥子》以一个车夫一生的沉浮的命运，写出了一个劳苦社会，这在老舍的创作中以及在新文学史上都是具有重大意义的突破。作家对北京市民生活的精细描绘，为新文学在表现城市劳动群众生活方面，开拓了一个新的领域。正如樊骏在《论〈骆驼祥子〉的现实主义》一文中指出的那样：“把城市底层社会这个不怎么为人们熟悉的世界，把城市贫民这个常常为人们忽视的社会阶层的命运，引进艺术领域，并且取得了成功——就这方面看，老舍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作用，有些类似狄更斯之于十九世纪中期的英国文学，陀思妥耶夫斯基之于同一时期的俄国文学……”这种评价对老舍是相宜的。

    从一个人力车夫的内心状态观察地狱究竟是什么样子，从他一生的悲苦生活反映出劳苦社会、贫苦市民穷困的生活全景，《骆驼祥子》具有强烈的新鲜感和重大的开创意义。人力车夫作为社会底层群众的一部分进入短篇小说的领域，有鲁迅的《一件小事》，有郁达夫的《薄奠》，而在长篇小说中成为主人公，唯有老舍的《骆驼祥子》。在老舍以前的长篇小说中虽然也有人力车夫的形象，但只作为陪衬人物，而作家对他们的看法往往是片面的，过多地嘲笑与戏弄他们的弱点，将他们说成“人形而兽面”，而作家所赞扬的那些具有“侠气”、不同凡响的车夫，也不具有典型意义。可以说，老舍以前的作品中的人力车夫的形象是不成功的，这既是艺术处理上的不足，又与作家对社会的认识程度有关。同时我们还应注意到，老舍很早就接触到人力车夫的生活环境，在《柳家大院》中，他表现了洋车夫非人的生活环境，在《也是三角》中，他描述了洋车夫贫病交加的悲苦境遇，在《哀君》中，他写出了洋车夫反抗意识的增长。由于作家对生活认识的不断加深和对这种题材的反复接触，使《骆驼祥子》获得了成功，老舍在《三年写作自述》中说：“积了十几年对洋车夫的生活的观察，我才写出《骆驼祥子》啊。”如果说老舍早期创作对人力车夫偏重于客观的、自然的描写，那么在塑造祥子这一形象时，则带有浓厚的主观感情色彩。作家把人力车夫作为主人公，向他倾注了极大的真诚和深厚的同情，与主人公站在同一立场上，同悲同喜，为他申辩、声讨与控诉。因此，作家塑造出了一个崭新的艺术形象，为现代文学的人物画廊里增添了新的光彩。

    《骆驼祥子》体现了一种严峻、深沉、朴实的风格，透露着强烈的悲剧气氛。这首先是由题材决定的。作家就是要通过祥子一生的悲剧来反映黑暗的社会，这不能不是严峻的，而作家不单从祥子物质上的贫困、更主要是从他的心理上展示人间的地狱，这又不能不是深沉的。除了这个重要的因素之外，作家新的艺术处理方式和对幽默看法的变化也是一个因素。

    幽默使他的《离婚》获得了成功。但是作家在总结了几部作品的成败得失后发现，“死啃幽默总会有失去幽默的时候；到了幽默论斤卖的地步，讨厌是必不可免的。我的困难至此乃成为毛病。艺术作品最忌用不正当的手段取得效果，故意招笑和无病呻吟的罪过原是一样的。”所以，在写《骆驼祥子》的时候，他决定“抛开幽默正正经经地去写”。他感到“只要材料丰富，心中有话可说，就不一定非幽默不足叫好。”老舍是一个成熟的作家，他对题材的艺术处理是精当的。《离婚》取材于小市民的“几乎无事的悲剧”的灰色生活，这种生活本身包含了取之不尽的幽默素材，作家用幽默的笔法去描写这群人，呈现出温婉的讽刺情调，这与题材本身是相得益彰的，不用幽默，几乎没有更好的方法。而《骆驼祥子》则不同，它要展示出一个悲苦、晦暗的地狱场景，这就不允许作家点染更多的幽默色彩。幽默往往会冲淡悲剧气氛，尽管是“含泪的微笑”。作家决然地“抛开幽默”来处理这一题材，既表现了他高超的艺术修养，又表现了他思想感情向劳苦群众的贴近，从而使作品更加朴实动人。

    《骆驼祥子》这部作品，保持了老舍作品中一贯简洁的风格。突出表现为以祥子一生沉浮为主线来结构作品；以心理描写与叙述、抒情、议论相结合来推进故事进程；以准确、鲜明、通俗、独到的语言表现人物复杂的性格和事件；不枝不蔓，干净利落。

    作品以祥子的三起三落为主线索结构作品，脉络清晰。

    祥子是一个破产农民，跑到城里选择了拉车这一行，他要靠个人奋斗买上自己的车，“他老想着远远的一辆车，可以使他自由、独立，像自己的手脚的那么一辆车，有了自己的车，他可以不再受拴车的人们的气，也无须敷衍别人；有自己的力气与洋车，睁开眼就可以有饭吃。”这便是祥子的理想。祥子怀着这种理想的时候，“坚壮、沉默，而又有生气”，如同一棵小树。然而，黑暗的社会终于吞没了祥子以及他这点小小的希望，最后使他走向堕落。

    作家深刻地、令人信服地描述了祥子从满怀希望走向堕落的过程，揭示了祥子的悲剧的必然性，从而展示了劳苦社会的黑暗与阴晦。祥子用了整整三年时间，“从风里雨里的咬牙，从饭里茶里的自苦”，才换来了一辆车，正当他充满希望的时候，车被乱兵抢了去。第二辆车还没见影，买车的钱又被孙侦探敲诈了去。而最后的一辆“小寡妇”旧车，又因虎妞的死而卖掉了。车在这里具有象征意义，车的由新到旧，标志了祥子的生活是走下坡路，而他的心灵世界，也由希望转为忧虑和颓废。祥子的悲剧还有另一个重要因素，这就是他与虎妞的被动结合，使他失去了自由，“要了她，便没了他”，虎妞在经济上、精神上控制了祥子，使他想做一个自由车夫的梦想更加渺茫。而最后小福子的自杀，使祥子最后的一点希望破灭，“他感到整个的生命是一部委屈”，从而走向了绝望与堕落。在这里，作家深刻地揭露了社会的黑暗，揭露了统治阶级以及军阀、特务对人民的欺诈，揭示了祥子一生沉浮的悲剧的必然性，从而说明了个人奋斗是没有出路的。

    在《骆驼祥子》中，因为祥子是一个沉默型的人物，所以作家采用了大量的心理描写方式，而这种心理描写又与叙事、抒情、议论相结合，推进故事的发展。

    祥子“已经坐起来，又急忙的躺下去，好像老程看着他呢！心中跳了起来。不，不能当贼，不能！刚才为自己脱干净，没去做到曹先生的嘱咐：已经对不起人；怎能再去偷他呢？不能去，穷死，不偷！”在这里，叙事与描写融为一体。

   “他越想越高兴，他真想高声地唱几句什么，教世人都听到这凯歌——祥子又活了，祥子胜利了……祥子要重打鼓另开张，照旧去努力自强，今天战胜了刘四，永远战胜了刘四……祥子将要永远年轻，教虎妞死，刘四死，而祥子活着，快活的，要强的，活着——”在这里，借助于描写而抒发对祥子的赞美与同情。

   “越不肯努力越自怜。以前他什么也不怕，可现在他会找安闲自在……他的心里永远有句现成话：‘当初咱倒要强过呢，有一丁点好处没有？’这句话没人能把它解释开；那么，谁能拦着祥子不往低处去呢？”在这里，描写中夹杂着议论。

    整部作品的心理描写是富于独创性的，这种描写与叙事、抒情、议论相结合达到了水乳交融的程度，成为这部作品鲜明的艺术风格。通过丰富而又富于变化的心理描写，充分展现了祥子坚忍和沉默的性格特征。                                           

二

    幽默与浓郁的“京味儿”仍然是《骆驼祥子》的重要特色，是老舍艺术风格的再发展。

    有论者认为，老舍的幽默可分为四个阶段：从《老张的哲学》到《赵子曰》是立意幽默阶段；《大明湖》和《猫城记》是放弃幽默阶段，而这两部作品“双双失败”；《离婚》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作品；《正红旗下》是幽默成熟阶段。从这里我们不难得出两点结论，第一，幽默是老舍一贯使用的艺术手段和追求，放弃幽默使《大明湖》和《猫城记》“双双失败”，当然，这种失败不排除还有其他因素；第二，老舍的幽默是不断发展与成熟的，《骆驼祥子》写在《离婚》与《正红旗下》之间，不能不认为这是“返归”到“成熟”的中间环节。可以说，《骆驼祥子》中的幽默是去粗取精的，是在严峻基点上的幽默。

    老舍是著名的幽默作家，在他最初的作品问世之后，老舍便因“突梯滑稽名满天下”，获得了“幽默大师”的声誉。老舍夫人胡絜青认为：“幽默始终是老舍作品的重要风格之一。”

老舍幽默艺术风格的形成，有两方面原因。一是欧美幽默文学的影响。老舍早年在国外首先接触和喜欢的就是幽默文学，老舍说：“因为我是读了英国的文艺之后，才决定也来试试自己的笔，狄更斯是我在那时候最爱读的，下至于乌德豪斯与哲扣布也都使我欣喜。这就难怪我一拿笔，便向幽默这边滑下来了。”后来他又曾说：“在我年轻的时候，我极喜读英国大小说家狄更斯的作品，爱不释手。我初习写作，也有些效仿他。”一些批评家也这样认为：“他确是从狄更斯学得说故事的艺术。同时他也学到了狄更斯的幽默。”冰心曾说老舍的作品“很有英国名作家狄更斯的风味”。二是和老舍本人的性格、气质有着密切的关系。有人说：“一般看来，幽默文学，是由于作家的性格与气质，以个人为中心的，所以，幽默文学的作者，大抵在其自身具有幽默的性格”。从老舍幽默艺术风格的形成来看，这一论断是正确的。老舍说：“我的脾气是与家境有关系的。因为穷，我很孤高，特别是在十七八岁的时候，一个孤高的人活着爱独自沉思，而每每引起悲观。自十七八到二十五岁，我是个悲观者。我不喜欢跟着大家走，大家所走的路似乎不永远高明，可是不许人说这个路不高明，我只好冷笑。赶到岁数大了一些，我觉得这冷笑也未必对，于是连自己也看不起了。这个，可以说是我的幽默态度的形成——我要笑，可并不把自己除外。”穷，使他好骂世；刚强，使他容易以个人感情与主张去判断别人；义气，使他对别人有同情心。正是因为老舍性格的这些内在因素，使他一接触到欧美的幽默文学便喜欢起来。这种主、客观因素的相逢和融洽，形成了老舍的幽默艺术风格。“风格即人”，这是极有道理的。

    作家一旦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只能是不断地使这种风格臻于成熟和完善，从根本上改变自己的风格几乎是不可能的，老舍在创作《骆驼祥子》时对幽默的态度即是如此。尽管他一开始就准备“抛开幽默正正经经去写”，但决不是完全抛开幽默，而是抛开以前的滥用幽默和勉强的味道。他认为《骆驼祥子》“未能完全排除幽默，可是它的幽默是出自事实本身的可笑，而不是由文字里硬挤出来的。这一决定，使我的作风略有改变。”这里有两个问题值得注意：第一，老舍对幽默的认识加深了、成熟了，他已克服了以前“每逢遇到可以幽默一下的机会，我就必抓它不放手”而肆意渲染的弱点，使《骆驼祥子》的幽默是严峻基点上的幽默，是去粗取精的幽默，是事实本身的幽默。第二，因为限制了幽默（当然更主要的是因为题材的决定），使他的风格“略”有改变，而不是根本改变。在一贯的风格上多了一些深沉、朴实与严峻。因此我们不能同意某些论者在谈《骆驼祥子》的艺术风格时排除幽默这一观点，纵观这部作品，在事件上、语言上还是不乏幽默的。如果排除幽默，这与老舍的一贯风格是不符的，与老舍本人对《骆驼祥子》中幽默的看法也是相悖的。

    《骆驼祥子》充满了浓郁的“京味儿”，具有鲜明的民族文学风采和大众风格。作家恰当地使用北京土语，使作品加浓了地方色彩；注意长短句的配合，增强了语句的节奏感；讲究字调顿挫配合，读起来极富音乐美；注意人物对话的个性化，使读者闻其声如见其人。

    我们来看看北京土语和人物对话。

    在《骆驼祥子》中，老舍使用了大量的北京土语，他说：“好友顾石君先生供给了我许多北平口语中的字和词。在平日，我总以为这些词汇是有音无字的，所以往往因写不出而割爱，现在，有了顾先生的帮助，我的笔下就丰富了许多，而可以从容调动口语，给平易的文字添上些亲切、新鲜、恰当、活泼的味儿”。在作品中，北京土语随处可见：跑得也怪“麻利”的，到上海去了“一程子”，不至都“放了鹰”，到这里来“鼓逗”钱，你“横是”多少也有个积蓄，虎姑娘“拿着时候”进来了，“可着院子”的暖棚，这个急了也会“尥蹶子”的大人，还得处处“抠搜”，“搁着这个碴儿”，而专为“耍个飘儿”等等，这些土语一进入作品，确实使文字亲切、新鲜、恰当、活泼，同时使地方色彩更加浓郁，一看到这些话，使人立刻感到了北方的气息。

    人物的语言和对话达到了高度的个性化。

    祥子的语言厚重而朴拙，他第一次买车时，心情激动，如临大敌，只会说“我要这辆车！”卖车的铺主夸耀车好，希望加价，祥子还是那句话：“我要这辆车，九十六！”这同他的坚实沉默的性格是一致的。

    高妈劝祥子放钱：“告诉你，祥子，搁在兜儿里，一个子永远是一个子！放出去呢，钱就会下钱！没错儿，咱们的眼睛是干什么的？瞧准了再放手钱，不能放秃尾巴鹰。当巡警的到时候不给利，或是不归本，找他的巡官去！一句话，他的差事得搁下，敢！打听明白他们放饷的日子，堵窝掏；不还钱，新新！将一比十，放给谁，咱都得有个老底；好，放出去，海里摸锅，那还行吗？你听我的，准保没错！”一席话爆豆一般，干脆利索，在细心的算计里透露出一种妇道人家的豪横，听得出是在外头跑惯了的。

    虎妞的语言则简劲、粗野、泼辣：“呕！不出臭汗去，心里痒痒，你个贱骨头！我给你炒下的菜，你不回来吃，绕世界胡塞去舒服？你别把我招翻了，我爸爸是光棍出身，我什么事都做得出来！明天你敢再出去，我就上吊给你看，我说得出来，就行得出来！”

    再看对话。

    “上哪儿啦，你！”她一边盛白菜，一边问。

    “洗澡去了。”他把长袍脱下来。

    “啊！以后出去，言语一声！别这么大咧咧的甩手一走！”

    他没言语。

    “会哼一声不会？不会，我教给你！”

    他哼了一声，没法子！

    从这简略的对话中，虎妞和祥子的性格突兀可见。

    整部《骆驼祥子》的语言运用是极成功的，在活的北京口语的基础上锤炼纯净的文学语言，老舍取得了杰出的成就，在现代小说史上很少有人达到老舍的水平。老舍对自己的作品一向是自谦和严格的，他曾感叹《骆驼祥子》“是那么简陋和寒酸哪！”但他对《骆驼祥子》的语言却是满意的，他说：“《祥子》可以朗诵。它的言语是活的。”

    《骆驼祥子》是老舍创作历程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作品，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颗璀璨的明珠，它独特的艺术风格将永远闪烁灿烂的光辉。

                                               1986年12月 于福建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