置身2030年代的检察官梁世超（张震），在罹患癌症的情形下坚持介入对大集团董事长王世聪被杀案件的调查，随着调查步步推进，王世聪公司所掌握的可以将一个人的精神特质复制到另一人身上的RNA技术也浮出水面，围绕技术与人性纠缠展开的调查，逐渐将战火延烧到了梁世超自己身上。这是导演程伟豪最新作品《缉魂》的核心叙事，看上去是很普通的披上了软科幻外衣的刑侦类型片，以这样的心态去接受这部电影，会得到超乎意料的感受，因为案件本身，到最后不太重要。

这当然也并不是《缉魂》赖以建立吸引力的核心法宝，正如导演其前的作品《红衣小女孩》系列等呈示出来的，程伟豪导演的作品，往往给作品披上很具体的类型外衣，却又主动打破之，将整部电影的表意形态纳入到更缜密的剧作结构与更深层次的议题探讨。这在目前的华语电影年轻导演中，未见得独一无二，但却一定是有强烈个人标签的作者倾向。《缉魂》将人物塑形着墨于围绕王世聪的家庭（亡妻、续弦、儿子及好友）与梁世超同妻子阿爆（张钧甯）的小家庭之间，将王家出现的种种看似怪力乱神迹象逐渐抽丝剥茧之后，围绕所谓“神秘事件”实则是被精心编排的谋杀，一场人伦悲剧逐渐显山露水，同时也与时日无多的梁世超一家深度勾连。影片的前半部分着重表现梁世超拼上性命破案的沉着、作为他的妻子，也是下属的阿爆同样秉承了这份沉着，面对怀揣隐秘的王家好友，同时亦是王世聪家产第二顺位者的万宇凡（李铭顺）与身份更错综复杂的王氏新婚妻子李燕（孙安可），不动声色，却默默将紧要信息铭在心底，成为其后推动梁世超治病及案件反转的关键人物。影片立足在2032年的未来世界，却并没有如同好莱坞同类大制作一样展示大量赛博朋克景观或制造先在的人机对立，相反，技术与未来想象是影片建立人物群像及至探索极端处境下人性变化的窗口。当梁世超最终不得不被应用到临床上仍属机密的RNA技术延续生命之时，围绕这项技术所带来的既成事实与未知的失控状态，不断冲撞梁氏夫妇逐渐脱离日常轨道的生活。

以绝症制造戏剧冲突，是过往屡试不爽的影视俗套，在《缉魂》中，绝症及延续生命的新科技，成为连接起梁氏夫妇“良心主义”人物塑形与王世超、万宇凡及集团家庭的镜像中介，为了集团的存续，王世超做出了一个类似“自杀”的决定，梁世超却在了解了RNA运用背后的隐秘后，将生命托付给了未知的客体，同途殊归的选择，造就了《缉魂》在破案行动背后更耐人寻味的生命况味，不同人在这一过程中所做出的堪称“生死抉择”的选项，构成了一个某种程度上被“科技全球化”与“加速内卷化”几乎完全统治的敌托邦未来世界。这便是程伟豪借类型片外壳，讲述创作人对世界见解的意图所在，是对人类存在价值的质问，也是对生命体本身的扣省。

《缉魂》中的演员，非常妥帖抚平了华语电影演员合作表演的豁口，以未来世界中的台北为基调，张震、张钧甯、李铭顺及朱安可等演员在片中的表现相当妥帖合契。因应影片相对暗色调的影像建构，张震以收敛锋芒的姿态演出一个坚毅有情的病人，李铭顺亦收起偶像外化形态，深度投入到对一个满腹心事的中年商业精英的塑造，他出场时的企业高管形象与其后置身案件关键位置中的落魄质感是这个角色不显山露水的一体两面。片中发挥最精彩的是女演员们，无论张钧甯表现的面对绝望的坚强戏码还是朱安可在片中因应角色定位而表现的双重甚至三重假定表演，皆有可以令人深度投入的信服质感。《缉魂》的叙事技巧中一个非常明显的特征是单一人物的多重隐秘人格，对朱安可饰演的李燕来说，是肉眼可知的被替换了灵魂的“戏中戏”式扮演，对角色背景相对简单的梁世超、阿爆、王世聪等，都在他们具体置身案件中的情境中加载了错综复杂的灵魂拷问。在《缉魂》中，这样的拷问具体表现为步步惊心的悬念叠置，以张钧甯饰演的阿爆和李铭顺饰演的万宇凡为例，前者由气质单纯的果敢女性转变为兼具果敢与妥协的世俗形象，后者则由高高在上的冷漠气质转为不堪现实折磨的普罗人，演员在这种具体的转换过程中的表演，随着剧作的推进而不断呈现出具象外化的张力，从直接的娱乐性角度来看，是高度凝练的动人情态支撑起置身类型化叙事中有血有肉的人物。阿爆在片中数度介于坚毅与崩溃之间的微茫表情与万宇凡面对彻底失去的错付真心时的“男儿已到伤心处”情境表现，皆为目下的华语电影演员表演树立起了新的标杆。我有位朋友甚至开玩笑说“为了（张钧甯）这样的妹子愿意做任何事”，这听上去不是一句简单的戏言，而证实了张钧甯在《缉魂》中表演的高纯度以及对细节的把握力高度与最新的接受层面对影片具体情境中演员表演的期许高度吻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