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元的香港文学作品引进内地以及网络购买港版书渠道的通达，透过香港文学体认的香港文化终于不再是武侠言情小说的垄断业务。董启章、梁文道、西西等人的作品相继在内地面世，给予读者的文化想象相当程度的疗饥，也令长期被封作“文化沙漠”的香港文化有了重新被认识的机会。在此意义上，洛枫的《流动风景——香港文化的时代记认》，在梳理着作为战后成长一代、锋芒表露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也斯（梁秉钧）、西西、李国威及再降一世的董启章等作家、诗人的创作文本同时，也在有意无意反射香港社会数十年来的文化形态与世俗心态，在洛枫笔下流过的文字风景，固然指向作品本身，亦同时透露了其对作品的理解及文本/社会勾连关系的注目。

在阅读《流动风景》一书时，非常有趣的是，作为同时兼具诗人、哲学硕士、比较文学博士甚至“张国荣迷”等多重属性并具备了香港本地（香港大学）及海外（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校区）双重教育背景的文化人，洛枫所关注的香港文学作品中相当一部分是诗作，且在发表对这些作品的评论时，所用的语言往往灵活多变，并不是惯常死板的那样“学术”化文章，读来的有清新之风，虽是理性讨论，不乏随性锋芒。而全书作为一部文学评论集，亦散发出浓厚的香港本土意味，正如作者在开首第一篇《从“解殖民化”到“本土意识”的探索——论20世纪70年代香港专栏文化的历史及社会脉络》中所谈到的，那种生长在“英式的民主体制”下却包含传统中国文化、“解殖民化”却又不完全依照所谓“民族意识”进行消解，体现出一种华洋交杂的在地特色。这同样，亦是此文集所主要论述的六、七十年代文学创作者所经历并成长的语境。

针对香港文化的本土意识，作者在第一部分“社会政治的回响”中已有详尽阐释，通过解读七十年代香港报章的专栏文字窥视“本土化”的侧影，进而体认其反映的社会方方面面，此中既论述到其时的两岸政治博弈以及大众文化风向的转换，以本地粤语电视台的崛起与粤语流行曲的风靡为标志，是一个随同经济发展与时俱进的香港人主体心理的确立过程。而对西西的《飞毡》与董启章《地图集》的比较性阅读，则是较为典型的细致化审视文字转述地域历史的多样可能性。在谈到西西的《飞毡》时，洛枫这样写道：“《飞毡》以童话的手法、寓言的布局、魔幻的手法，建构一个以‘地域’为中心的本土文化身份。”而对于董启章的《地图集》，她则认为“力图拆解单一的历史叙述”，这两个文本比较的背后，其实皆指涉了一个在时代洪流中日益明晰的香港文化身份，写我城，无论用想象的建制或是纪实性的虚构，都是同一种身份认同的不同表达方式。

故此，翻阅《流动风景》，本身亦可以体会到洛枫散落在论文或报章专栏的文章，有了一以贯之的叙述线索，所聚焦的作家，自不待言是纯正港产味道的人物，而其作品，在洛枫解读之下，亦被阐释出生机勃勃而又接上地气的意味。比如，她如此评价七十年代与人合办《大拇指周报》、八十年代更在刘以鬯主编《快报》主持“看牛集”专栏的吴熙斌诗作成就“吴熙斌的作品，无论题材和语言，都没有当时台湾及部分香港诗人那种晦涩、堆砌……虽然也着重自然山水的描画，却没有把山川草木化成私人的象征……在香港70年代本土意识萌长的网络里，标志了独特的美学风格”。作为洛枫的校友，吴熙斌曾在加大圣地亚哥分校攻读生态学硕士，其诗作中的自然主义生态气息令其成为其时香港诗人中的独特风景，而洛枫更将其置于七十年代，本土/台湾诗人互为影响的背景之下解读其独特性。又如总结诗人李国威作品序列的风格递变，呈现一个“由内而外”，终不免由私密亲情爱情跨到家国忧患，一方面是文本作者本身风格使然，另一方面也呈现出洛枫在作相关研究中所关注的点，始终游离于家国叙述却又分分钟无法脱离家国影响，这便是香港么？又或者只是一种貌合神离的表述话语？

书不太厚，170页，十三万余字，在前言中洛枫也已说明，此集脱胎于2008年香港文化工房出版之《请勿超越黄线：香港文学的时代记认》，笔者未有读过原版，无法感知本来文集的取材与面目，但凭书名判断，应是专注香港文学或以香港文学为主要线索的评论集合。内地版书名改为《流动风景：香港文化的时代记认》，题旨既大，覆盖面更广（“香港文化”范畴实在难以定义），封面设计是全幅巴士堵塞交通要道，颇有一种以十数万字篇幅涵盖方方面面的意图，然而内里文章基本不离开文学范畴，虽然是借文学透视全身，亦甚难达到标题所欲要表露的意思。

另有一点，《流动风景》所收录文章，既有几经修改的学术论文，复有发表于各类报纸的书评文字，尽管读来一如作者引用罗兰·巴特的说法所称“‘文本’即夺取了叙述的延续性”、“那是一种自我融入的写作状态……带点身不由己，同时又物我两忘”，旁征博引、自在潇洒，但同时亦不免带些且行且就的游戏玩味，在《谈谈情、说说诗——论香港情诗的风貌》文中，以“主体错置”、“雌雄合体”及“闲话家常”等作为副标题概括钟玲玲、饮江等诗作者的作品，同样的，选择的作品亦只是某些侧面的零散文本，而勾连至“谈香港情诗风貌”的高度与广度，未免大而无当，这也是《流动风景》中相当耐人寻味的一桩憾事，一方面应和“流动风景”题旨，洛枫笔下确实绘出香港文学在特定时代的众生态，另一方面亦因应其宏大的文化叙述心思，而真个变成了“流动”的文字。用《香港时报》与《快报》看香港报刊文化、以保罗·德·曼及庄尼逊·柯勒的解构思想解读李国威的抒情诗，自然是极具社会洞识力与学术素养，而某些篇章亦不免流露出一种对学术话语堆置的随意性，当然，或许是报章书评体例使然，却在在提醒读者，书册中的“风景”确实存在“流动”性，这种表层文本与内在意涵如此吊诡的统一，既覆盖读者阅读经验亦介入到互文层面，是《流动风景》的亮点，也可能是其美中不足的地方。

或许正如叶辉所评价的，此书“高度概括了叠影的、不安于位的、流动的阅读历程，从而展示了一种‘在地的越界’，一种‘批评的想像’”，阅读体验的流动性，建基于其“在地的越界”，立足本土，以挥洒自如的语言言说本地的作者，洛枫以后辈文人姿态回望七十年代，在内地对香港文化的了解层面，值得敬佩，而恰恰是这种流动性，使得《流动风景》的书名无法恰如其分地容纳其中的文字，因为它虽是风景，却远远达不到“香港文化的时代记认”高度，文集本身恰是反其道而行之，是在展示港地文学的一个个侧面，文字风景，平缓流走，并不需要被认成高屋建瓴的icon坐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