岩井俊二的《情书》似乎真的代表了某一代人的集体青春记忆，他们清楚地记得，画面定格在图书馆洒满阳光的窗前、帘布飘起时柏原崇饰演的男生藤井树那张隽美面容。非但如此，《情书》浓浓的清新气味、两个长得一般模样的女孩与同姓名的男女生之间的过往回忆，是这部电影浪漫青春的重要结构部分，正因拍得够青春，构思又是如此缜密精巧，令得《情书》不仅成为岩井俊二本人为人乐道的代表作，也成为日本青春偶像电影中的经典。

作为一部典型的青春偶像题材片，《情书》无论是在剧作或是在表现手段上，都无不体现出强烈的类型化特征，这种特征首先是在于对题材的选择与把握，其次，则是视听语言上的精细雕琢。

一个淡淡忧愁同时又不乏青葱气息的颇为文艺的故事：博子给登山失事的未婚夫原址写信，不料得到了另一个同名为“藤井树”的神秘人物回信，在探访神秘人物过程中渐渐发掘出了一个令博子颇为诧异的秘密：回信来的女藤井竟与他的未婚夫同名同姓又做同学。而女藤井的样貌与博子又几乎一模一样，环绕着未婚夫曾经谜一样的青葱岁月，一些情愫被断续发掘，博子也因此完成了对逝者最后的告别。

可以说在《情书》中，整个故事是不急不缓、略带悬念的，岩井俊二始终将故事叙述控制在一个非常克制的速度上，博子与女藤井之间信件来去里，男藤井的少年时光渐渐丰满，悠然平淡，然而细小波澜从不曾停止：现男友秋叶与藤井和博子间微妙的准三角关系、博子与女藤井想见而终于无法得见的人海无奈、男藤井对女藤井的校园情愫。《情书》的叙事组合是极其符合观众尤其是中学生阶段观众的心理期望的，情节上的青春浪漫桥段设置以及以现实与回忆交错的男女同名、女女同貌的人物设置，都为影片的浪漫气氛添砖加瓦不少。演员包括当年与酒井法子、松岛菜菜子等齐名的玉女偶像中山美穗、实力小生丰川悦司以及刚出道的花样少年柏原崇，可谓是满足了青春偶像片表层的最完美要素。

而在剧情与演员之外，《情书》的表现手段成为影片能否成功营造淡淡幽情的关键，开首便是博子躺在雪地的近景，一袭黑衣的博子仰面躺在白雪地，纷扬落下来的是覆上黑衣却盖不住对比分明的寂寞感觉，一下便凸显人物的孤独感觉。这也是笼罩全片的一个基调。而在女藤井树回忆部分，图书馆场景中，女藤井眼望男生藤井捧着书站在窗前，一个被奉为经典的镜头，中景里阳光透过被风吹飘开了窗帘的窗铺进了藤井树所站立的那一方寸之地，对比强烈的明暗中间站着藤井树（柏原崇），成为符号性的经典校园美男图。影片的镜头没有什么强烈动作，每个场景都是平平实实，直接面对生活本身，色调柔和，光线的使用极尽自然之美，除了少数环境与人物对比强烈之外，几乎所有的镜头都是以“平常”结构，一点一滴将生活淡淡况味渗透出银幕，交给观众。此外《情书》的电影原声也非常契合影像的风格，哀而不伤，青葱同时不失淡雅。在《情书》的整个视听营造上，可以说完美诠释了作品所要制造的效果，与日本一些颇具代表性的同属青春偶像题材的作品诸如《在世界尽头呼唤爱》以及《蜂蜜与四叶草》相比，残酷的意蕴有所收敛，但也并没有沦为为青春叙事而叙事的形而下，《情书》做足了表象功夫，内里的气场也一点不少。

在探讨《情书》作为一部偶像题材作品所传达的思想主题时，不得不提到电影批评理论史上一项颇具划时代意义的论点，来自法国的电影符号学先驱克里斯蒂安·麦茨的《想象的能指》，麦茨指出电影作为观众与银幕间的中间一道“想象的能指”起到了让观众透过其观赏现实中缺失的完美剧情来得到某种程度心理补偿、从而进一步认同所处现世的功能。这一理论在《情书》中基本上可以表现为一种银幕内\外的双重体认。内部层面，是博子藉由与现实存在的女藤井通信，来体认早不在世上的男滕井的不存在，直至谜底揭开，这种体认才高成功。银幕外，则是观众通过对故事本身的欣赏，或多或少投射到自己心灵的某个敏感角落，产生不同程度的共鸣。

无论两种体认中的哪一种，都离不开导演贯穿全片的对于“爱”与“死”两大主题的诠释，唯有建立在对这两个基本点的冲突或融合，才可能产生对观众的“想象的能指”或者只是对剧中人物的虚拟能指作用。

在《情书》，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博子的爱人是个死人，“爱”从一开始是以“死”的状态呈现的，客观存在的情况就是如此。而岩井俊二并未停留于这样的层面，他借重了另一个神秘“未亡人”建立起了博子的爱情转移，写往本该是天堂的地方，却有了回信，此处的“爱”已经不因未婚夫的“死”而寂灭，以另一种特殊的方式延续在来往书信里，更在对往事旧忆中激荡出爱的根源或曰另一段不了情：终于女藤井明白了当年一直被男藤井所暗恋而不自知。写满了“藤井树”名字的借书卡成为“爱”之永恒的见证，岩井俊二于开篇便将爱与死放在了雪地里的祭奠仪式一般宝相庄严的位置，却又迅即在随后的故事发展中亲手剥离了“死”的束缚，将“爱”拉过了时空的界限，得到了升华。在此处，“死”是物质意义上的永恒，而“爱”则成了精神层面的不灭。通过这种对“爱”与“死”关系的阐释，《情书》便很容易地建立了赖以换取共鸣的内涵基础，也因此成为诠释麦茨“想象的能指”理论的理想范例，事实上，影片成功后的反响以及口碑，都印证了影片文本与理论先知确系相辅相成。

《情书》作为一种称为被津津乐道的一种电影现象，其对日本青春偶像片的积极作用自不必说，而透过这样一部堪称偶像片典范的作品中深刻而不张扬的对生命命题的思索与表达，更是使其脱离了一般意义或一般情境下青春偶像电影的类型特征，成为了包含多元含义的经典文本。所以不但是作为纪念青春，更作为一个值得细读的电影范例，《情书》都堪当之无愧地发挥其作用。这才是所谓“经典”存在的必要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