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调控必须借助于一定的手段或者说政策工具。我们知道，财政的核心问题是利益分配，财政政策之所以能对社会经济活动发生影响，也就是因为财政政策影响着人们的物质利益关系。因此，凡是与利益分配有关的财政范畴都可以成为财政调控的手段，主要包括预算、税收、折旧、财政补贴、政府采购、转移支付、国家信用、财政投资[1]。应该说，经济改革发展到今天，我国财政调控的手段已经大大丰富，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差别主要在于怎样运用这些手段，有三个层次：

一是各财政政策本身的运用。财政调控的政策手段尽管很多，但大体可以归纳为三类，即预算、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预算是一种综合性的调节手段，它主要是通过政府收支规模的调整，以及执行过程中收支追加或追减的变动来实现对经济的调控。财政收入具有缩减市场需求的功效，因此，当经济出现过热的情况时，就需要扩大政府收入规模，以吸纳更多的资金。财政支出具有扩张市场需求的功效，因此，当经济出现萎缩的时候，就需要加大政府支出，以活跃市场需求。在运用财政杠杆发挥对经济的调节作用时，我们必须注意到两类不同性质的财政收支效应：一是所谓的“内在稳定器”（Built-in Stabilizer）。因为财政收支与经济的景气或萧条是恰成反向变化的，经济景气时，财政收入随之增加，很多法律规定的财政支出则相应减少，从而自动缓解了经济的膨胀；相反，当经济出现萧条时，由于收入减少、支出增加，又能自动扩张市场需求。所以，“内在稳定器”是一种无需经常变动政府政策而有助于减轻收入和价格波动的“减震器”，是存在于预算结构之中发生自动反应的安全机制（刘溶沧、赵志耘，1999）。二是“外在稳定器”（Discretionary Fiscal Stabilizer），它指的是为应对各种临时或紧急情况而采取的财政收支措施，这些措施由于财政乘数效应而对经济运行有着强大的调控作用。这就好比在瞬息万变的经济运行过程中安置了一个“变压器”，随时都可以调整财政的收支规模与作用方向，因而又被称为“相机抉择稳定器”。

二是财政政策之间的配合使用。财政政策总是为一定的经济目标服务的。围绕某一目标，往往需要综合运用多种财政政策手段。比如，为平衡地区经济发展差距，所有国家都对落后地区实行倾斜政策，包括税收减让、扩大财政投资、低息贷款和财政贴息、增加对落后地区的财政转移支付以及其他一些优惠措施。我国为实施西部开发战略，也是多种措施并举，仅从财政手段来看，已经公布的优惠政策主要有：逐步增加中央对西部地区一般性转移支付规模；加大基础设施建设资金投入力度，提高中央财政性建设资金用于西部地区的比例；2001年发行西部国债资金，全部以拨款方式用于西部大开发的重点工程项目建设；对国家批准实施的天然林保护、退耕还林还草和防沙治沙工程所需的粮食、种苗补助资金及现金补助，主要由中央财政支付。对因实施退耕还林还草工程而受影响的地方财政收入，中央财政在一定时期内适当给予补助；为吸引和稳定人才，从2001年起，建立艰苦边远地区津贴制度，资金全部由中央财政负担，以提高西部地区工资水平；随着中央财力的增加，中央财政将逐步加大对西部贫困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的扶贫资金投入力度；在农业、社会保障、教育、科技、卫生、计划生育、文化环保、文物等中央财政专项补助资金的分配方面，向西部地区倾斜[2]。在综合运用各种财政手段时，必须注意：不同的财政手段其功效是不一样的，有的甚至是互相抵消的，这就需要合理搭配，以期取得整体最佳功效；正确处理区别对待与公平竞争的矛盾，不能因为强调某一目标而妨碍整体经济效率，要注意各种经济目标之间的协调平衡；运用财政手段促进经济发展，不能变成优惠政策竞赛，事实证明，靠优惠求发展的路子最终是走不通的[3]；最后，还必须看到，财政手段不是万能的，经济发展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它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财政扶持只能起到促进和加速的作用。

三是财政政策与其他政策（主要是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为实现一定社会经济目标，政府往往需要同时运用多种政策工具，其中包括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收入政策、工资政策、价格政策等，由此形成一个调控体系。在这个体系中，究竟何者处于主导地位，我国历来的观点是，财政始终处于“总枢纽”和“总制约”的地位（参见8.3.3）。也有一些人认为，市场经济条件下，财政政策一般要服从货币政策的需要，处于辅助地位（刘溶沧、赵志耘，1998）。我认为，不同的政策工具具有不同的功效和适用性，针对某一特定目标，能够发挥最大功效的政策工具，就属于主要调控手段，其他政策工具必须配合该手段以期取得最佳功效。如果硬要作个主次之分，只能说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使用较多因而也是两个最重要的政策工具。但这一结论是以市场经济为前提条件的。无论哪种调节手段，其着力点要么是需求，要么是供给，或者兼而有之。根据西方国家的经验，经济高涨时，需求的拟制容易扩张难，供给的扩张容易拟制难；而在经济衰退时，情形恰好相反。政府在进行宏观调控时，必须看到这种差别。还有，需求管理带有治标的性质，因而只能成为短期调控的目标；供给管理才具有治本的性质，因而一般是长期调控的目标。市场经济的健康运行有两个调节过程，一是市场的自我调节，它是市场主体在自身利益的驱动下为适应市场机制而作出的自动反应过程；二是政府的制导性调节，它是政府为矫正和弥补市场失灵而进行的干预过程。无可置疑，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源配置的基本方式是市场调节，政府调节只起辅助和补充的作用。只有在市场调节不能实现满意的结果时，才需要政府从中进行矫正和弥补。这就是说，市场经济虽然也存在“二元调节”，但是有主次之分的。因此，政府在进行财政调控时必须把握适度的界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