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1月2日在美国去世的女作家郑念与另一位女作家张爱玲十分相像：她们同样拥有显赫的家世，中英文造诣深厚，且都能以母语以外的语言（英文）写作，她们的著作都畅销，且本人都拥有大批粉丝。这两位如假包换的名媛还有一个共同点是，离开上海到美国后，再也没有回来过。两位最后都在美国孤独终老。她们相差5岁。

    两位“上海名媛”其实都不是上海籍，郑念祖籍湖北，张爱玲祖籍也不是上海而是河北，但她们对上海的爱和思恋之情，从文字中强烈地流露出来。直至去美国后，郑念几乎所有的衣服，都是量了尺寸寄回上海请她相熟的上海裁缝做，再托人从上海带去。与郑念一样，张爱玲的旗袍，也是托好友宋淇夫妇从香港找上海裁缝做的。两位名媛都十分西化，高傲执着，重视私人空间，但总觉得张爱玲的世界，还未走出白流苏那个连钟摆都比外面慢一个时辰的幽黯的老公馆。尽管一样喝红茶、讲流利英文、对色彩搭配都有敏锐独到的见解，但郑念比张爱玲要大气多。张爱玲是一位末路名媛，郑念则是少数勇于走出悠闲沙龙，置身于大时代舞台聚光灯下翩然起舞的一代新名媛！

    张爱玲最终与吴兰成诀别，最关键的是因为他对感情的不忠，至于什么国土沦丧、民族气节，她都不予关心。张爱玲去美国大半辈子，去的时候也不过三十来岁正当年华，嫁了个美国丈夫，但却似从来没融入其主流社会，以她的英文程度应该完全不成问题的。而郑念虽然去美时已六十有五，但她很快使自己适应新的生活方式和环境：诸如高速公路上的驾驶、超市购物及银行自动提存款机……当然，她不否认“……当落日渐渐西沉，一种惆怅有失及阵阵乡愁会袭上心头”（《上海生死劫》跋），但她仍“次日清晨准时起床，乐观又精力充沛地迎接上帝赐给我的新一天”（同上）。虽然身在异邦，她也从不将自己与中国隔截，“我还是关注着中国的一切，来自中国的种种消息令我十分鼓舞，中国实行新经济政策后的空前繁荣，我感到欣慰”（《上海生死劫》跋）……

    与张爱玲的避世和孤僻不同，对热爱她的读者，哪怕“张迷”，张爱玲的反应也是十分冷淡的，郑念不是。她十分热烈地回应她的读者，她四处演讲与读者沟通交流，广交中西朋友。她将著书所得的优厚稿酬设立“梅平基金会”，专资助大陆留美学生。她们都无比思念上海，却又从此再也没回过上海，哪怕已人到香港了。或者这就是“近乡情怯”吧！

       
《上海生死劫》封面

    与张爱玲的孤凄晚景相比，郑念的晚年要优渥充实得多。她在华盛顿一高尚住宅区公寓房九楼购有一二房二厅四个浴室的180平方米公寓，布置得十分有品位，满屋是书。但她与张爱玲都逃脱不了异乡终老的无奈孤独和落寞！数月前，她在浴缸里摔倒起不来，因一人独住，无人知晓。好在次日上午，她约好的一个朋友来访，按铃无人答应，特地叫来大厦管理员及时送入医院，但已元气大伤，医生告之她的寿命最多只有一年——这大约就是美国文化吧！她听了平静地回答：“我已经活够了，我要准备回家了！”相比之下，张爱玲就走得比较清冷，是去世几天后才被人发觉的。

  郑念

    在张爱玲，她的上海之恋或许是一段隔世的宿缘，在郑念，她对上海的爱却是现世的、当下的，某角度甚至有点超前的。张爱玲是夹在上海史册中一瓣犹散发着沁香的花瓣，郑念是划过上海上空一丛耀眼的烟花，灿烂后陨落了，化作上海史册的一部分。张爱玲在中国文坛上的成就是毋庸置疑的，而郑念行文中别具国际视野的对上海城市精神的剖析，在今天众多写上海的作家中，是罕见的。

《上海生死劫》中文译者潘佐君女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