念了“往生咒”，吃起猪肉来就可心安理得？

——重评汪曾祺《受戒》

王彬彬在《我喜欢汪曾祺，但不太喜欢〈受戒〉》（见《一嘘三叹论文学》，第96页——第101页）一文里写道：“我喜欢汪曾祺，但我却并不很喜欢《受戒》，或者说，我对《受戒》中的某些部分十分喜爱，但对其中的有些部分则颇有抵触……当汪曾祺用那富有口语美的语言表达的思想情感、颂扬的人生态度也为我所认同时，我就有着更大的愉悦。当他所表达的思想情感、所颂扬的人生态度与我的接受心理相抵触时，我也就会感到不太舒服。而名篇《受戒》中就有令我不太舒服之处，具体说来，就是小说中对那‘荸荠庵’的叙述，每次读来，都令我多多少少有些反感。”

荸荠庵里当和尚的人完全没有清规，也打牌，也吃肉，甚至娶老婆，对这种实情，汪曾祺是以欣赏的语气来叙述的。王彬彬引鲁迅的话，批评他们为“做戏的虚无党”和“无特操”的“吃教”者。王彬彬写道：“这‘庵’中的事，甚至不需要‘想一想’，都能感到强烈的滑稽。这以大殿上杀年猪最典型。一边是‘神情庄重’地念‘往生咒’，一边是白刀子进红刀子出，真是滑稽之至。”请读《受戒》里的这处名段：

他们吃肉不瞒人。年下也杀猪。杀猪就在大殿上。一切都和在家人一样，开水、木桶、尖刀。捆猪的时候，猪也是没命地叫。跟在家人不同的，是多一道仪式，要给即将升天的猪念一道“往生咒”，并且总是老师叔念，神情很庄重：

一切胎生、卵生、息生，来从虚空来，还归虚空去，往生再世，皆当欢喜。南无阿弥陀佛！

三师父仁渡一刀子下去，鲜红的猪血就带着很多沫子喷出来。

（见《汪曾祺小说》第114页——第115页，浙江文艺出版社，2003年11月版）

王彬彬在文末总结道：“即使不从‘做戏’的角度来认识‘荸荠庵’中和尚的行状，我也仍然无法接受《受戒》中对这些和尚行状的欣赏。例如，我任何时候也无法对一个在大殿上杀猪的和尚心存好感，这首先引起我生理上的厌恶。”

无独有偶，早在上世纪20年代，著名学者顾颉刚就对类似的做戏行为表示反感。1925年，北京大学成立了救国团，时任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助教的顾颉刚被推为出版部主任，负责编撰“救国特刊”刊于《京报副刊》，他极想写出一部通俗易懂的“国耻史”，以昭示国人、唤醒民众。那时许多人虽然尽在呼喊“废除不平等条约”，可是不平等条约究竟有多少个，内容如何，却很少有人知道，不仅一般国民如此，即使是学者，甚至外交部官员也是如此。正由于朝野一律的不注意，所以顾颉刚为作文而寻找这些资料时，竟然是去图书馆查不到，去书铺子买不到，去藏书家借不到。他为此痛心不已，说道：“这真是我们的奇耻大辱！我们在这些不平等条约上，受了这么大的痛苦，而所以给与我们痛苦的这些条约竟大家忘记了！要不是有孙中山先生一辈先觉，我们便是压死了也不知道是给什么东西压死的。”顾颉刚的女儿顾潮在《我的父亲顾颉刚》一书写道：

父亲（指顾颉刚）依据自己在那几年从地摊上收集来的几部条约书，如1878年申报馆出版的《如约汇抄》、1892年李鸿章编的《通商约章类纂》等，将各个不平等条约依次登载出来，并加以说明，指出“这种好看的字样，正似杀猪屠对拎住的猪念往生咒：满肚子的杀机，却给满口的仁义道德遮盖了！”帝国主义者就是在“大皇帝恩准寄居”、“大皇帝恩准免罪”等等名义下，夺地、夺钱、夺权、为所欲为，以致使中国主权日益沦丧。

（见《我的父亲顾颉刚》，第89页，顾潮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3月版）

“杀猪屠对拎住的猪念往生咒”，顾颉刚早就看透它的虚伪：“满肚子的杀机，却给满口的仁义道德遮盖了。”汪曾祺对“做戏”的“杀猪屠”的欣赏，可谓是思想落伍的一种表现。王彬彬反对汪曾祺的“欣赏”，是合情合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