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翻译中的悖论

　　翻译是一项复杂却又令人着迷的工作。艾·阿·瑞恰兹（1953）曾指出翻译有可能是这个宇宙上有史以来最复杂的一类事了。然而，翻译在某些情况下却又显得是自然而然的，就像小孩子为他们移民过来却不懂当地语言的父母亲做翻译并不是什么难事。这些小孩在他们在他们进入学校正式学习名词、动词、形容词这些语法之前都能做得很好，然而在此之后他们却显得张口结舌不如以前流畅了。因为他们现在会更加注重词汇和语法的搭配而不是所表达的内容。

　　由于在学校里学习外语的经验，大多数人都知道逐字翻译无疑是失败的翻译方式，有时即使两种语言很接近，逐字翻译的译文也会导致很严重的误解。例如英语中，对一个词汇的重复使用往往起着强调作用，而在印尼语里重复可能就只表示复数而已。在玻利维亚的盖丘亚方言中，后缀“runa”代表着前面的名词是复数的，并且人们在对话的过程中只能在一段话的开头加上此后缀，而不能不断地重复它。西班牙语里表示复数的后缀也是如此。然而，如果将西班牙语里所有表示复数的“s”全部用盖丘亚语的“runa”替换，那么这些话在盖丘亚人听起来不仅很奇怪而且他们甚至会认为这是在侮辱听者的智商。

　　因为不同的语言在语义和语言结构上存在很大的差异，所以一些人声称准确的翻译是不可能的，然而事实是，越来越多的作品被翻译了并且被翻译得很到位。那些认为准确翻译不可能的人总是把注意力集中在那些象征手法中并不重要的语言特征和一些复杂的诗性结构上。隐喻、象征等手法的运用是很常见的，但是某种语言中精妙的意象此时却很难准确地在另一种语言中找到对应物。

　　在一些语言中人们不能直呼“我的上帝”，因为当地人认为没有人能够“拥有”上帝，他们只能说“我所信奉的上帝啊（the God I worship）”或者“我所属于的神（the God to whom I belong）”之类的话。翻译就是把这看似不可能的事情做好，不要在意那些著名作家的反对，像歌德、施莱艾尔马赫和奥尔特加·加塞特。他们声称翻译是不可能的却仍然毫不犹豫地让别人翻译自己的作品。

　　翻译中的另一个悖论反映在这样一个论点上——翻译是有道理的但是采用意译的方式则是错误的。事实上，翻译中的释义本来就有不同的方式，所以没有人能够做到用单词来解释单词、用词组来诠释词组。诸如西班牙语中的“me fui”在英语中被字面翻译为“I went myself（我去我自己）”，“me”在这里就是所谓的反身代词，但是这个西班牙语词组可以很恰当地被翻译为“I left right away（我立刻就走）”或者“I got away quickly（我很快就走）”。英语，和其他大多数欧洲语言一样，人用“心（heart）”来表示情感的中枢，但是像西非一些国家的语言中会用“肝（liver）”来相爱，而一些中美洲当地的语言中常会用“肚子（stomach）”。因此语言本质上不是区分他们说了些什么，而是怎么去表达的，此时意译则是不可避免的。意译中语义的合理性才是最重要的。

　　译者应该先对源文本进行或多或少的逐字翻译，进而再加工以提高作品的文体风格艺术。一个新的悖论就出现在这个被不断散播的观点中。然而，文风并不是糕点上的糖霜，而代表着一个语际交流的完整过程。它一定要在文章的一开头就建立起来。所以，通常最好首先对源文本进行一次文体文风符合要求的翻译，然后再仔细地复查通过分析、检查语言的一致性“收紧”成品。相比误解原文精神、打破其美学属性这些更大的失误，少量的一些词义错误是情有可原的。

　　翻译是一项需要相当可观的训练的技能，因此很多人会认为它是可以被教授的，当然这种说法在某种程度上是正确的。可是换句话说，真正实力超凡的译者是天生，是不能被人为塑造出来的。有潜力的译者在语言创造性运用方面一定有着极高的天赋，否则他们不可能在同行中脱颖而出。或许，翻译教学的最大好处就是能让学生意识到自身的局限性，而这正是一个斯坦贝克《人鼠之间》的中译者需要掌握的。这样他就不会把英语词组“mule-skinner（赶骡人）”翻译成“藏在骡皮里的人”。

　　对许多人而言，在这个电脑时代，人工译者似乎变得可有可无了。既然电脑能够装载词典和语法，那么为什么不干脆让电脑来做翻译工作呢？只要做了足够的译前和译后编辑工作，电脑就可以完成某些特定的非常简单的语际间互译工作。但是无论是广告传单还是抒情诗歌都不能完全分解为电脑程序所要求的那种条条框框。如果读者已经大致了解文章想要表达的内容，那么电脑输出的译文通常能够被理解，但是机器翻译出来的结果通常不符合正常的语言结构而且有时候还会非常的奇怪。更重要的是，真正意义上的改善并不是单纯修改翻译程序或者增加翻译法则。人脑不仅具有数字化和模拟功能，并且拥有一种内在的价值体系，和机器相比，其优越性是不可估量的。所以一些文风华丽、语义复杂的文本往往需要人工翻译——其中包括大多数值得与其他语言相互交流的。

　　其实，最难翻译的文本并不是那些文学价值极高的作品，而是那些表面看上去什么也没说，那些政客代表们却常常运用于各种国际间论坛的话。事实上，纽约联合国总部的那群职业翻译们总说，最难以翻译的正是那些演讲者或作者根本就不打算表达什么却说出的东西。当然，最难翻译的还有那些充斥着讽刺和挖苦的语言，因为那些关于其意义的辅助性暗示更容易从说出的话里觉察到，而不是书面的文字中。或许第三难翻译的就是那种说明性事例与文意风马牛不相及的文章吧！其实，在翻译一本书的过程很多语言都需要彻底的改变。

　　关于翻译最令人吃惊的悖论之一要数，关于“是否有十全十美、永不过时的翻译作品”的讨论了。无论语言还是文化都是在一个不断变化发展的过程的。语言是一种囊括了语义反复和界定模糊的开放性体系，这种东西对于逻辑学家无疑是一种困扰，但却是诗人们喜闻乐见的。人们从对人类经验的重新诠释中获得全新的创造性和洞察力，而这种语言的不确定性正是在这种过程中必须付出的代价。

　　有些人想象着翻译中出现的最大的问题必定是在目标语言中寻找最恰当的词语和解释。而恰恰相反的是，真正困难的是彻底理解那些源文本中或明确或需要联想的意义。这一点不仅需要熟知词语的含义和句法，而且还要对修辞手法中细微差别有些敏锐的洞察力。一个十分有心的译者总结他自己的问题，说：“如果我真正理解了文章的意义，我很容易就能翻译它。”

　　而最难以理解的悖论或许就是人们通常认为的，一个精通两门语言的人肯定能成为优秀的译者。首先，熟悉两门语言是远远不够的，了解两种语言的文化背景也是很基础的要求，这正是这本书拟题为《语言、文化与翻译》的重要原因。一个人也许能把两种语言说得很好，但他不一定具有良好的写作能力，这也就意味着他不能成为一个好的笔译者。还有，仅仅只是口语优异的人也不意味着他能成为一流的口译者——无论是交替传译还是同声传译。在熟练掌握一种语言的基础上，口译员必须用敏捷的思维去组织规划一个最终结果。莫斯科莫里斯多列士学院为有潜力的口译员设置的测试先给出一个话题，再给一分钟的准备时间，然后让被测试者给出一段一分钟的演讲。

　　对一门语言而言，最难以理解的悖论则是语言中的“视觉差异”——这其实是因为语言不但能代表真理也能扭曲真理。例如，当人们已经认识到太阳并不是上下移动而是地球在旋转以后仍然用“升起”和“落下”来描绘太阳。同样的，人们把某种大耳朵的海豹称作“海狮”，尽管它们并不是“狮子”。当一个词被理解错误的时候，很多人总会用各种方法证明它的可行性。例如，人们仍然会用一个谚语“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中”作为证明异类正确的手段，这里的“证明”应该只有“验证”的意味吧。

有些人觉得语言就是现实的映射，他们几乎不会花时间去考虑这些所谓的“映射”不可避免地会有违事实。照片或是地图中多多少少都会一些视差，然而人们通常习惯了这些与现实相离的东西的存在，他们甚至会用特殊的工具去计算地球表面照片以及地图上的误差。但是不巧的是，他们总是无法意识到语言中的这种视差，甚至把某些口头上的搭配当做是绝对的权威。人们常说“神圣罗马帝国”，然而事实上它既不是“神圣的”也不是“帝国”，甚至跟“罗马”都没有什么关系。时间更近一些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在西方普遍接受的民主思想看来，它既不是“民主的”也不是“共和国”。有些人不会再用“破裂”来描述一份协议，他们通常只是简单地称其为“无效的”；军队中也不会用“撤退”而会选择“重新部署”来加以代替；同样的，股市不再会“下跌”，往往只是加强管控。

翻译中的悖论本质上是语言与文化上的矛盾。相应的，翻译中的处理主要针对于两种语言功能上的等同、语言上由于“视差”造成的不确定性，翻译实际上是一种语际间的交流，而不是一种单纯匹配源语言与目标语言的系统。处理此类问题的有效方法，更多是讨论语言的特点，其中包括语言的艺术、风格和其功能性，这就像一种游戏，不断地糅合，直到到达两种语言间的高度统一。当然这种“游戏说”的理论在口头交流，即口译的过程中，总是有很强的偏重性而不能达到完美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