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２）
　　
　　交班会上，富主任问曾宪雨：“昨天张院长给我打电话，问李敢为什么欠了二十万？”
　　曾宪雨说：“这呼吸机一上一天就得三四千块钱，上了四十多天了，撤不下来，可不就撤不下来了？”
　　富主任说：“一天怎么要花这么多钱？”
　　曾宪雨说：“呼吸机加监护一个小时四十，一天九百六。抗生素，泰能一天九百。由于长时间用抗生素，合并有真菌感染和肠道菌群失调，大扶康一天是八百八，治菌群失调的万古霉素一支一百七十五，一天用三次。光这多少钱？别的象什么补充营养的，化验费还没算。”
　　富主任说：“他们拿不来钱，就别用那么好的药了，象征性的用点意思意思就行了。”
　　曾宪雨说：“可他们家属很积极，从来不说放弃的话。”
　　富主任气愤的说：“那就让他们交钱。”
　　曾宪雨说：“他是离休干部，应该全报，可现在单位黄了，他的关系被划到了老干部局。家里也是天天去要，可就是要不来钱，别人老躲着她们。”
　　富主任说：“那要是他们最后要不来钱，这几十万可全得由科里自己出，别指望院里能给担一点。”
　　曾宪雨说：“我有什么办法，我也是天天去催，可她们就是没钱交，她们说这几年为了看病，她们家已经给垫了近十万块钱了。我能现在把管子给拔了？把呼吸机撤了？那要是一暴光，不又说咱们见死不救，草菅人命吗？”
　　富主任说：“那这二十多万可够咱们赔的，估计一年也还不上。那大家可要做好准备，一年别拿奖金。”
　　下面一阵小小的躁动，有人说：“不交钱，到时候别开死亡证明。”
　　富主任说：“笑话，指望一张死亡证明要回二十万，这张纸也太神通广大了吧，而且这种行为未必合法。”
　　有人说：“那就跟他们打官司。”
　　马上有人反驳道：“打官司有什么用，就是判下来了，他要是没钱，咱们能去卖他的房子？再说了，经记者一暴光，这不又是一个天价医疗费吗？什么花了几十万，人还死了；什么乱收费，什么庸医害人全出来了。到时候谁是受害者还说不定呢？”
　　富主任说：“对了，护士长要好好把费用对一对，宁可少收，不能多收。很可能打官司，到时候别人抓住你一个漏洞，说你乱收费，咱们倒成恶人了。还有病志，不要让别人挑出毛病。”
　　护士长说：“他花了二十多万了，现在收费要求细到一个注射器，一包棉签。一个注射器九毛钱，一包棉签两毛钱。就算平均下来每笔费用二十块，那我们已经收了一万次费！在这一万次收费中，想挑出你的毛病不是易如反掌吗？而且收费可不是一个人想准确就能准确的，他牵扯到方方面面。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有的医生做了心电图，下了电脑医嘱，可病志上的医嘱没下，这被物价局查到就属于乱收费。还有那些有医嘱没化验单，有化验单没医嘱的统统属于乱收费，而这种情况决不在少数，现在你们就看看放化验单的抽屉里还有多少化验单没贴在病志上？只要别人查，一查一个准。马上全省要进行医院收费大检查，院里现在在搞自检。让每个科提供十份自己认为没有问题的病志，可一查合格率只有百分之二十，那一般的病志可想而知。有问题的让我们改，这几天我和翟老师天天忙这件事，象那做了心电图没下医嘱的我就在另外一个心电图医嘱上乘以二，可如果别人仔细查，这属于篡改病志。这半年出院的病志有六百多份，我们天天忙到晚上八九点钟回家，可感觉是问题越改越多，错误越改越严重，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
　　翟老师说：“还有一种情况，我们收费必须严格按照物价局的收费目录，那上面有的我们才能收，可问题是我们开展了不少项目，但收费目录上没有，以前我们就找一个价格差不多的项目代替，但这属于乱收费，这种情况也不少。”
　　曾宪雨说：“我们又何尝不是这样？现在李敢的病志有半尺厚，书写量有上十万字了，想挑毛病那不是信手拈来。”
　　水王说：“所以现在整个医院就没有无错之人，搞的人心惶惶，人人自危。要想站稳脚跟，就得处理好各种关系。那病案室，医保办，核算组，医务科哪一个你都得当爷供着，那行政楼上的啊猫啊狗你得罪一个试试？”
　　周续说：“别人要的就是这个效果，屁股不干净才便于管理，要不然你怎么会服服帖帖？”
　　水王说：“整个社会不就是这样吗？警察、教师、医生，除了农民之外，普天之下，有几个人挑不出毛病？而这些‘毛病’很多不就是被人为制造出来的吗？你想干干净净、堂堂正正，很难。”
　　曾宪雨说：“要想活的堂堂正正，你就得保证自己不会触动各种条条框框；要是做不到，你就得夹着尾巴做人，遵守各种各样的潜规则。这是套在每一个国人身上的魔咒，让你无可奈何，让你哑口无言，让你痛不欲生。”
　　
十二（３）
　　
　　晚上，水嫂又开始向水王发难：“江大夫，这医院怎么老有爆炸性新闻啦，害的我们主任天天催我弄点内幕消息，也火上一把。”
　　水王看她那副幸灾乐祸的样子真想一脚踢上去，说道：“没有内幕消息可以编造内幕消息，没有新闻可以创造新闻，反正在中国说话又不用负责任。还用的着扛着摄像机风里来雨里去？我要是记者，今天写个‘骨灰盒里惊现手术刀’，明天写个‘千万医疗费’，不用出这间屋也能火起来。”
　　水嫂说：“怎么这次天价医疗费冤枉你们了？”
　　水王说：“无冕之王怎么会冤枉别人呢，要怪只能怪我们没有配合好记者同志的工作，明明五百万更有轰动效应，你干吗只给别人花了一百万？要不是我们的记者同志技高一筹，这么一个能载入史册的天价医疗费案非被活生生的被埋没了不可，犯罪呀！”
　　水嫂说：“要知道这采访这样的案子很难，当事人根本不配合，总是避实就虚，所以难免有偏差。再说了舆论监督不可能象数学计算那样精确。”
　　水王说：“谁说不精确？不就差了四百万吗？过去报纸上不还报道过亩产十万斤吗？跟过去比，这都进步到哪去了！再说了，记者还不是为了老百姓？不就是为了吸引更多人来关注这个问题，而不惜牺牲自己的职业操守，这样的好记者哪去找？”
　　水嫂说：“少来啊，有话就说，别含着骨头露着肉。”
　　水王说：“要说的都说了，就是觉得记者可敬、可佩、可叹，在如此恶劣的工作环境中，做出如此巨大的成就，实在是当代最可爱的人。特别是在当今社会道德水平普遍下滑的时候，你们俨然就是道德的守护神。没听老百姓说吗——有困难找记者。”
　　水嫂说：“看来你们医生对是记者恨糊涂了。你们真的很冤枉吗，那你怎么解释多收的几十万？”
　　水王说：“你随便到一家医院去抽一份花费几十万的病志，认定几万块钱的错收轻而易举。比方说你做一个心电图但没有下医嘱，化验单跟医嘱对不上，这就属于乱收费，类似的‘乱收费’太多太多。”
　　水嫂说：“那你们为什么不下医嘱？”
　　水王说：“这就是医院需要反省的地方了，不过你放心，现在我们越来越注意这个问题了。昨天抢救一个病人，我一连下了二十多个医嘱，要是过去我能记住其中的一半就不错了。现在好了，我旁边有一个小大夫拿着一个本专门记我下的医嘱，完事之后在抄在医嘱单上。不过我在想啊，这有人行啦，要是晚上就一个大夫，或者小医院平常也就一个大夫值班，那怎么办？是不是每下一个医嘱都在纸上记下？在救人如救火的抢救过程中，在需要医生高度集中精力来观察病人每一个心跳的时候，如果医生老是惦记着自己下了多少医嘱，老是想着自己有没有出错，真不知道这对患者是福是祸？”
　　水嫂说：“那你怎么解释一天用了几万毫升的液体？”
　　水王说：“你打过青霉素吧？在打之前，护士要用水把青霉素溶解，溶解它只需要五毫升的液体，但却需要打开一百毫升的液体，其余的九十五毫升会被扔掉。为了避免污染，上面给我们制定的操作规范上规定：配液要做到一针一管、一瓶液体。要知道，病重的人每天使用的药物是很多的。有时候病人到底用了多少液体，大家都是一笔糊涂帐，只能估算一下。而且医生也不可能做到病人用一瓶开一瓶，经常是护士来催，医生才开，有时一开就是好几天的。但我必须得承认，液体的确有开错的，有的病人多几瓶，有的病人少几瓶，但都是用到病人身上。医生不可能从多开几瓶、几箱液体上，获得经济上的收益。医生只能尽可能的做到少出错，如果要求绝对不出错，并对每一点错误上纲上线的话，那对患者决不是一件好事——当患者疼痛难忍，最需要医生照顾的时候，你会发现医生总是匆匆而来，匆匆而去，因为他需要足够的时间来核对每一个医嘱，这些时间是很难压缩的，只能挤占看病人的时间。”
　　水嫂说：“那几百万药品丢失的事你怎么解释？”
　　十二（4）
　　
　　水王说：“这一招的确很毒，他们明知道医院拿不出证据来证明自己清白，所以就咬上一口，这一口可谓稳、准、狠。由于双方都拿不出证据，我只能试着去分析，看哪种情况最有可能。
　　首先我们应该想一想她们要这些药干什么？要知道这是一件风险极大的事，一般的理由不足以让他们铤而走险。一是给熟人用，这种可能性很小。药不是人参，没事可以拿来滋补一下，这些抗肿瘤药和抗真菌要都是副作用极大的药，一般的病人根本用不上。而淋巴瘤又是发病率极低的病，大约10万人中有1.5个人得这种病。如此低的概率难道真的被这些护士或者她们的什么熟人给摊上了？另外一种可能就是卖掉。首先买药的人必须知道这些药的价值，但这些从国外进口的药，百分之九十五的医生根本就没有听说过，要在茫茫人海中找到一个识货的人还真有点难。再就是卖给药商，他拿着药干什么，卖给医院？现在一种药想进医院要经过多少关节，难道他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就为了卖给医院那几十支或上百支药？而且这些药肯定没有批文，哪个医院敢进，除非他吃了豹子胆。中国有几个千万富翁？而这个富翁又要得上这种发病率只有十万分之一点五的病，这种可能性有多大？还有一点我不明白，家属为什么不报案？如果这些药真的是被医务人员盗取，那就是严重的犯罪，四百万啦！我就不信警察会查不出来，这些医务人员比江洋大盗还厉害？有些人啦，栽脏嫁祸到了肆无忌惮的地步，必将置医院于死地而后快。一个如此漏洞百出的谎言竟有那么多人相信。这到底是对医院的嘲讽，对媒体的嘲讽，还是对十三亿人思维水平的嘲讽？我们将如何向我们的子孙后代去解释这一将被载入史册的天价医疗案中的种种蹊跷？”
　　水嫂说：“那你们怎么不解释？”
　　水王说：“还有用吗？有人听吗？现在事实如何已经不重要了，医生毁了，医院毁了，真个医务界的形象毁了！这下你们满意了，医院终于被你们打到在地，并被踩上一万只脚！”
　　十二（5）
　　
　　水嫂说：“没谁想把医生打倒，这个社会离不了医生。造成这种局面还不是因为大家对医院怨气太大？”
　　水王说：“所以你们就可以随心所欲的往医生头上扣屎盆子，让老百姓好好出一口恶气？”
　　水嫂说：“医疗行业的问题很复杂，记者不可能把他们搞的很清楚，所以难免有片面之处，可接露黑幕也不能说扣屎盆子吧？
　　水王说：“当然不是，把医院的害群之马清理出去不仅是患者的愿望，同样也是每一个正直医生的愿望，可按照你们现在的做法结果只能是适得其反。报道医疗黑幕本没有错，可一味的纠缠于医疗黑幕，不知不觉中就转移了矛盾。明明是发动机出了故障，可你们总是把镜头对准车轮子。当深层次的问题被掩盖之后，医疗黑幕只会越反越多。”
　　“我们并没有说医疗黑幕是看病难看病贵的根源，也没有说过医生是罪魁祸首。这怎么叫转移了矛盾呢？”
　　水王说：“这就叫‘吾不杀伯仁，伯仁也因吾而死’。你们对医疗体制的弊端也不是不清楚：你们明知道医生工作风险很大，工资低廉，可你们就是视而不见；你们明知道‘以药养医’的弊端，可你们就是要对红包回扣穷追猛打；你们明知道‘举证倒置’有着巨大的副作用，可你们偏要把它描绘成一幅医治患者伤口的灵丹妙药；你们明知道社会没有敬到责任，可你们就是要把‘见死不救’的责任推给医院。在你们的循循善诱之下，老百姓除了红包回扣之外还知道什么？一个好的媒体，象一座灯塔，在黑暗中，能给人们指明方向。而一个坏媒体，却常常将使人们误入歧途。”
　　水嫂说：“有些事也不能全怪媒体，媒体有媒体的难处，我们同样有我们的体制性问题。”
　　水王说：“这我相信，而且你们所面临的体制性问题未必就比医生少，9.11事件在全球百分之九十九点九的媒体上都是头版头条，那唯一的例外就是****，在中国记者要顺从正确的舆论导向，就这一条使多少英雄泪满襟啦！你们说记者有问题不能全怪记者，可这样的话我们早就说过——老师出问题不能全怪老师，警察出问题不能全怪警察，医生出问题不能全怪医生，可你们呢？对此嗤之以鼻，时不时的拉几个小学校长，派出所所长，医院院长来示众。难怪有人说美国记者拉总统下马，印度记者拉议员下马，中国记者拉医生下马！在你们的诱导之下，倍受煎熬的患者还要走多少个两万五千里长征才能找得到出路？知道吗，医改每晚一分钟成功，医院就会多一个冤魂。将来某一天我们回过头来看，你会发现医改路上撒满了鲜血和泪水。”
十二（6）
　　
　　交班会上，富主任说：“卫生部本来定于明年进行‘医院管理质量年’活动，对全国大型医院重点检查。‘天价医疗费’将这一活动提前了，估计半个月后检查团就要来冰江。医院今天早上七点钟开了紧急动员会，要求各科室马上行动起来，成立迎检组，展开自查自纠。在检查期间千万不要出乱子，千万不要往枪口上撞。检查的重点一是收费，二是规范用药，规范检查。护士长，从现在起医院要求收费零失误，否则错一罚十。并且要责任到人，谁错收的罚谁的钱，五百元以内的个人出，五百到一千的个人出百分之五十，一千以上的出百分之二十。”
　　护士长说：“那我们只有给医院贴钱。”
　　富主任说：“没办法，现在社会对医院是零容忍，卫生部面临的压力也很大，所以放出话来，哪个医院出了重大事件，哪个院长下台。”又冲曾宪雨说：“曾大夫，李敢欠费的事怎么样了？”
　　曾宪雨说：“还没交。”
　　富主任说：“得抓紧催，我看他已经两天没尿了，估计也就是这几天的事。活着的时候要不来钱，死了以后就更难要了，别等到检查的时候扯皮。昨天我专门为这事给医院打了个报告，院里说这种事还是科里负责。欠了费，就由主治大夫负责追回，什么时候把钱要回来，什么时候再上班。”
　　曾宪雨说：“那我只有辞职。病人的情况我早就向医务科反应了，欠费这么多，到底还给不给用药，撤不撤呼吸机，没有一个人发话，我怎么办？现在兴师问罪了。”
　　富主任说：“为这件事我曾经追着院长问，‘到底是停止还是继续治疗’，人家就一句话——让家属交钱。在这么严峻的形式下，谁敢给你说停止治疗？除非他不想干了。这就把球踢给咱们了——既不能捅娄子，也不能给医院造成损失。否则一切责任自己负。”
　　彭艳说：“我说这医院是不是有点无耻呀？咱们赚的钱，百分之九十被他们提走了，自己一点责任不担？”
　　水王说：“那又能怎么样呢？”
　　曾宪雨说：“我算是看明白了，什么医院的主人？咱们就是一头拉磨的驴，只要还能动，就得一直拉下去。别人稍不如意，鞭子就抽下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