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达夫阴影下的王映霞

     ---没有话语权的弱者 

前几天在一家书店的架子上，看到一本黄山书社出的《王映霞自传》，薄薄的一本，小32开，简朴的装桢，犹如一个弱女子的低声细语。将这本小书拿在手里，第一个感想就是这位被文人（或非文人的其他什么人）诟病了多年的弱女子，终于再一次有了自己说话的机会。

说是“再一次”是因为这是这本书的第二版了。记得第一次看到这本书是1996年，是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的，作者当年尚未离世。或许是当年国内掀起的郁达夫热尚未消退，或许是这本书的内容来源于台湾《传记文学》，或许是其它什么原因，这本书在国内的第一次的出版显得无声无息，看来一个弱女子的细语，在强者的声音中，显得那么无奈。

就王映霞个人来说，不要说在中国的历史上，即使是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也不是什么值得一提的人物。她自己也认为,这么多年以来，她的名字之所以能被人不断的提起，仅仅是由于她是郁达夫的第二任夫人，是郁达夫那场家庭变故闹剧的主角之一,她实际上始终是一个生活在郁达夫阴影中的女人。

三十年代的著名文人郁达夫，在八十年代的中国文坛上，也很是热闹了一番。这里既有他做为一位著名作家在中国文坛上的影响，也有他在抗战中利用酒厂老板的身份掩护抗日志士，最后在抗战胜利之初的几天内被日寇杀害的功绩和壮烈，以及在八十年代，他被国家宣布为革命烈士得到的哀荣。据说当年郁达夫与王映霞低调结婚曾不被许多朋友看好，而鲁迅先生似乎并不这样看，先生的那首著名的“破帽遮颜过闹市，漏船载酒泛中流”的七律，就是在“达夫赏饭”后写给他和王映霞的。

我们中国有一个通病，说一个人好，就什么都好，连一些明显的弱点、甚至缺点都好，身上的伤疤也会被看成一朵花。说一个人不好，往往是什么都不好，新帐老帐一起算，浑身上下几乎是无一事处，当然这对郁达夫和王映霞也不例外，不过这次王映霞扮演的是后者，而郁先生自然是前者。

在文革前，文坛对郁达夫和王蝇霞的婚变并没有什么议论，即使对郁先生作品的评价似乎不如现在高，这里除了他的作品因素外，估计与当年的社会形势有关。在当年，那些充满创造气的文人自己尚不能自保，对于早已故去的郁先生，自然也就更顾不上了。

但是，八十年代以来，形势就完全不同了，不但三十年代的文人彻底翻了身，连颇有争议的郁达夫先生也很是红了一个时期，又是出全集、又是出纪念集，又是开研讨会，又是办纪念馆。其中不但对他的作品的评价提高了很多，而且对他的政治评价也提高了很多，以至连他不太检点的个人生活也被称为“浪漫”。当然，在这一系列的歌颂文章中，他与王映霞的婚变也是一个主要的内容。而且在几乎所有谈到这次婚变的文章中，郁达夫都是以受害者的形象出现的，在这些人看来，导致这次婚变的原因完全是因为王映霞之故。

郁达夫热的不断升温，人们还陆续把许多其它的事也加在这位弱女子身上，比如郁达夫离开创造社，落户杭州，远离左联等。似乎都是由于郁先生娶了王映霞之故。似乎是王过分追求物质享受才使得郁达夫不得不出外谋生，因为王的不守妇道才使得郁达夫的家庭不得安宁。总之在很多人的关文章中，人们总是把她看做郁达夫以后坎坷生活的祸根，仿佛如果没有王映霞的存在，郁达夫的事业、生活要好的多，至少不会落得流落南洋的下场。

 事实是否真的如此，我看未必。从现在所能看到的材料看，郁达夫离开上海避居杭州，主要还是基于他自己的考虑，如果说小学教师王映霞能左右文学名士郁达夫的行为，就太抬举王在郁达夫生活中的作用了。当然作为一个已经成家的女子，要求有一个安定的家，要求自己的丈夫在抗战初期的慌乱中多照顾一些家庭，本不是什么过分的要求。至于人们谈论最多的王与许绍棣的关系，我无从可考，至少有材料说明在从杭州往后方的逃亡的路上，作为浙江省教育厅长的许绍棣是尽可能的帮助过带着几个孩子的王映霞，否则王一家是很难顺利的在战乱中从杭州展转到浙南再展转到达武汉与郁达夫会合的。我想即使他们在这一段时间有一些什么关系，也绝非无缘无故。长期以来，媒体对这件事的报道就是对王的一片谴责之声，读者根本无法听到王映霞的声音。据说王映霞当年曾写诗回击郁达夫先生那首著名的《毁家诗记》，结果不知什么原因王的诗作没有能在上海众多的文学刊物和有关报纸上发表而只能刊登在当时的企业刊物《永安月刊》上，由此可见强者对话语权的垄断。

到了今天，这场婚变已经过去六、七十年了，至少我们现在可以坐下来心平气和的听听王映霞是怎么说的了，但是我们能听的到吗？我们在媒体上读到的仍然还是一片谴责的声音，仍然听不到任何对事实的说明和辨析，我看这不能说是时代的进步。

对于王映霞与郁达夫婚变的责任，我也无考，不能下论断。但我想责任应该不全在王映霞一方，作为丈夫、作为家庭的一方，郁达夫先生也应该自己的责任，况且很多事实说明，郁达夫先生对于家庭，对于自己的夫人，甚至对于女性，缺少应有的尊重，缺少应有的责任感。

在中国，一个男子在外边拈花若草，那叫“风流”、叫“浪漫”，有这种行为的文人被称做“风流才子”，郁达夫先生就是这样一位“风流才子”。当年曾与郁达夫同时的文人章克标先生，在九十年代谈起郁王当年事时曾说过：“郁达夫是把王映霞看做妾”。这真是一针见血。我看，在郁达夫眼中，岂止王映霞是妾，凡是与他有过婚姻（或恋爱关系）的女子，在他眼中都是妾，其中包括一直没有离婚的原配孙荃、远在南洋，连他真实身份都不知道的南洋姑娘何丽有（第三任夫人），以及在新加坡时同居的情人李筱英。至于那位在南洋与郁达夫同居三天的玉娇，那些与他春风一度的妓女，连妾也算不上。在外人看来，郁达夫在与王映霞在结婚以后，表面上对她宠爱有加，但她在郁达夫眼中仍然脱不了“妾”的身份，这从在与王婚姻期间，郁达夫回家乡时仍与原配夫人同居的事实就可以看出，这也是以后王映霞与郁达夫婚姻产生裂痕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中国社会中，男人往往是强者，作为著名文人的男人更是强者，因为他们不但有社会地位,而且还掌握着话语权。郁达夫与王映霞的婚变从一开始就被男性、男性文人的强权、话语权所主导。这种话语权不但左右着文坛的舆论，也左右着人们的认识，直到七十年后的今天。现在人们在谈论这场著名的婚变时，其中也许并非没有人为王映霞声辩，但是由于某种原因，这种申辩是那样弱小，几乎全部被淹没在高音喇叭的噪音中。你想，即使许绍棣（国民党时期的浙江教育厅长）、周象贤（国民党时期的杭州市长）、胡建中（浙江《东南日报》社长）们能为王映霞声辩几句，又有谁能安静听下去呢？更不要说已经得罪了郁达夫朋友的小女子王映霞自己了，她连公开说话的机会都没有。离开郁达夫不久，王映霞又一次出嫁，比起当年她无声无息的嫁给郁达夫，这次婚礼办的非常隆重，据说几乎轰动了整个山城。有人以此为证说，你看王还是追求奢华的生活吧，这或许不错，但是我看或许她也正是以这种形式来显示自己对舆论的抗议，毕竟在当时的中国她找不到自己说话的地方。

值得欣慰的是，在八十年代后期，应早年的朋友胡建中之邀请，王映霞得以访问台湾，并在那里留下了一部《王映霞自传》。九十年代，自传得以在大陆出版，如今又得以重版，才使得我们这些后来人，在一片喧嚣中听到一位弱者的声音。

王映霞，一个长期没有话语权的弱者，一个始终生活于前夫阴影中的下女子，终于有了一次自己说话的机会，即使来的晚了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