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两条新闻想到

--山石乱谭之一 

最近，连续从网上看到两篇报道，一篇是关于公车改革的报道，一篇是关于加拿大外长在蒙特利尔地铁遭抢劫的报道。这两条看起来互不相干的报道，引发了我的一些联想。

前一篇关于公车改革的报道说我国目前公车的保有量在400万辆左右，每年花在公车上的费用有4085亿元，无论如何这都是一个非常巨大的数字。报道还说由于费用太大，国家的负担太重，很多地方的财政已经到了不堪重负的程度，因此公车改革也已经到了非改不行的程度了。

我不知道报道的数据是否准确，但就近几年来对我们单位内公车配置情况的观察，无论是车的数量还是质量其变化速度都很快。70年代末，我们单位组建时，只有一辆小车（北京212），到今天不过二十几年已经增加到60多辆，这还不算中型车辆，而全单位只有400多人。现在不仅单位的每位领导都有配置了专职司机的专车，而且配车的标准已经达到中层干部一人一部了（无司机）。就全国来讲，九十年代中期以后，配车的领导层次也从厅局下延到县（处）级，以至到了科级和乡镇。现在你无论到那个县、各乡镇或机关、单位，都可以看到配了专车的各级领导。想来，全国每个省、地、县都有四套班子，几十位领导，下面还各有几十个厅、局、处、科等单位，几百位领导，有几百万辆为之服务的公车也就不奇怪了。

说到配车，又想到过去，从解放以后直到60年代，国务院对领导干部配车一直是有明确的规定的，大致上是正部长配专车，副部长保证用车，三、四个司局长合用一辆车。中央是如此，各省、厅局也大致如此。建国初期一直到60年代中期，由于车少，县及县以下单位基本没有车，即使大县也只有一两辆办公用车。以后车逐渐多了，县级单位逐渐有了吉普车，有些大县还有了卧车，但是使用还是比较严格的，即使有车的县也很少有坐车下乡的。那时的各级干部几乎都是下乡骑车，出差坐长途。记得1965年前后，浙江给某大县配了一辆华沙牌小车，县委书记坐着这辆车下乡去“访贫问苦”，被人反映到华东局，结果他的检讨书曾登在一本华东局办的内部刊物上。记得当时有一首民谣这样说：“地委书记两头平（指上海牌轿车），县委书记帆布棚（指北京吉普），乡镇干部嘭嘭嘭（指手扶拖拉机）”。这首民谣还是比较准确的反映了当时的用车情况。

90年代以后经济发展更快了，车也更多了，地委书记不用说了，县委书记和乡镇干部以至连一些乡村干部也都坐上两头平了，骑自行车下乡也就成为了“遥想当年”了。

因该说车多了是好事，至少办事效率提高了，时间也节省了，原来需要一天或几天才能办的事，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能办好，这是有车的好处。但是随之而来的车辆所消耗的费用、成本问题也出现了。由于车辆数量增加过快，成本费用也增加过快，加大了公共财政的支出。使得本来就不宽裕的公共财政承受着越来越大的压力，特别是对于一些吃饭财政的地区，更是难以承受。对行政管理者来说，这或许是公车改革的直接动因。

我注意到，在同一篇文章中还说，据调查，目前各单位的公车的使用情况是领导占三分之一，领导家属占三分之一，司机自己使用占三分之一。如果这种说法不错，那么在目前全国保有的400万辆公车中，只有三分之一是用于公共事务的，另外的三分之二是用于私人事务。如果按国家公共财政每年支出4085亿元计，其中只有1362亿元是属于有效支出（假设全部用于有效公务活动），其他2723亿就是为私人服务了。

公车私用的问题是最近十年才逐渐显现出来的，在80代中期以前还是不突出的。一来当时车比较少，用车制度比较严格（这项制度是周恩来总理在建国初期亲自制定的，一直沿下来），二来当时的干部比较俭朴，也比较自觉。我的父亲当年就属于保证用车的范围，只要需要，车是随叫随到的。但是在我与他一起生活的几十年里，几乎没有坐过他的车。我母亲的单位与他工作的单位是对门，他们每天上班，也还是你坐你的车，她骑她的自行车，即使刮风下雨也不例外。至于全家坐车一起到那里去玩、到那里去看演出，是绝对没有的。连他平时与友人一起去拜访什么艺术家、名人也尽可能的自己坐公交车或骑自行车，因为在他们看来这纯粹是私人的事，与公务无干。在那个年代我们经常可以看到与群众一起挤公交车、一起骑车上班的各级干部，群众与干部之间的距离还不是很远。

现在车多了，各级领导干部几乎都有了专车，不要说平时上下班不用挤公交车，不用骑自行车了，连他们的家属、孩子也成为专车的当然使用者。其他不说，每到学校开学，甚至小学、幼儿园放学；每到节假日，或者婚丧嫁娶的日子，街上的公车就如过江之鲫，数不胜数，人们所说的“屁股上的腐败”大概就是指的这种情况。

我们反对公车私用，表面上看来是提倡一种好的作风，但也还有一个如何正确使用公共财政的问题。公车的费用是来源于公共财政，而公共财政直接来源于纳税人，用纳税人的钱来办私事，往小一点说是有失公平，往大一点说就是违法。所以如何有效的防止公车私用，有效的保证公共财政合理的使用是一个比财政负担问题、作风问题更深，更重要的问题，我看这才是公车改革的基本动因。如果有一天我们能做到私车公用（当然可以给一定的补贴），我看公车改革也就算成功了。

实事求是的说，国家对于禁止公车私用还是非常重视的，从50年代开始各种有关规定、文件不知发了多少。除了文件之外，各种办法国家也想了不少，比如前几年纪检部门还每逢节假日到公共场合检查公车私用的情况然后将信息反馈到各单位，搞的领导一时紧张。这件事这几年不搞了，看来这些文件、规定、办法都没有收到很好的效果。

谈到这里，我想起年初在网上看到的另一则消息，说的是加拿大当时的外长佩蒂格鲁于2005年12月28日下午在蒙特利尔一边用手机打电话，一边进地铁站。突然，一名男子冲上前来，企图抢走佩蒂格鲁的手机，这时，旁边一位青年见义勇为，上前援救。结果佩蒂格鲁的手机被追回，但这位青年的鼻子和嘴部受了轻伤。

看了这条新闻，很有感触。佩蒂格鲁贵为一国外长，在我们看来绝对属于“高级干部”了，然而他从渥太华到蒙特利尔后既没有坐公车（可能也没有惊动什么单位，也没人接待），也不带任何“身边工作人员”和保镖，自己搭乘地铁出去办事（当然可能是私事），这样的事在中国可能发生吗？在我们这里即使有人想在公共场所对一位类似级别的干部下手，其机会也是微乎其微的，因为这类干部几乎是不坐公共交通出行的，身边也总有几个工作人员。我们不是总说与国际接轨吗？如果有一天什么地方的父母官，在自己那一亩三分地上的公共汽车上被贼偷了，我看还是一件好事。群众可能会在埋怨小偷太多的同时对那位被偷的官员表示好感，因为他会感觉到他们是如此之平等，即使是面对小偷。当然如果真的发生了这样的事情，我会对这位官员表示敬意，并提醒那位官员最好带的钱物不要太多，否则损失大了也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