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金溪

   记者从正在山西省襄汾县开展事故调查的国务院“９.８”特别重大事故调查组获悉，９月２３日，山西省检察机关依法对涉嫌滥用职权、玩忽职守犯罪的原县委书记亢海银、县长李学俊、副县长韩保全立案并刑事拘留。（9月25日新华网）
   山西省检察机关依法对涉嫌滥用职权、玩忽职守犯罪的原县委书记亢海银、县长李学俊、副县长韩保全立案刑拘，这就是说处理襄汾“９.８”特别重大事故，不仅仅对当地政府有关党政领导做出免职处理，还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此举无疑是问责常态化的重要一环，也是问责常态化迈出的重要一步。
   近一个时期，从食品安全事件到生产安全事件，我们看到一批领导干部纷纷受到了免职处理。然而人们对此也产生质疑，这些被免职的领导干部，似乎得到均是党纪和政纪的处理，其中是否存在违法嫌疑呢？比如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失职渎职。如果存在着违法嫌疑，而只做出免职之类的党纪、政纪处分，这种问责就打了折扣。既使这种问责已经成为常态化，也是徒有虚名，使问责失去了应有的震慑力，因而也就难以产生以儆效尤的作用。
   山西省检察机关依法对涉嫌滥用职权、玩忽职守犯罪的原襄汾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立案刑拘，其值得称道之处，就在于让法律在问责常态化中不缺席。这是问责常态化的重要一环。我们之所以说，法律是问责常态化的重要一环，是因为法律是问责中极为重要的杀手锏，只有坚决地用上这个杀手锏，问则才不会演变为徒有虚名，问责才能真正产生震慑力。
   由此我们还要追问的是，对于那些在问责中受到免职处理的官员，公众极为关注的是，这些被免职的官员会不会异地重新做官？会不会仍然享受着着原有的各种待遇？看来在这方面也应信息公开，也应建立相应的法规。比如，对已被免职的官员，就应做出从免职之日起不再享受原有的各种待遇的规定；对一些被免职的官员，有的可能不宜马上予以重新起用，就应做出几年内不予以重新起用的规定，而不能换个地方官复原职。
   媒体曾有报道，有的人因问责被免职后，仍然享受原有的待遇，如小车、办公室以及原来工资待遇等依然保留，问责成了一种形式主义的东西。应该说这是问责常态化法律缺席的另一种表现形式。
   由此看来，问责常态化惟有法律不缺席，惟有在法律这个环节上不出现断链现象，问责常态化才能做到名副其实。

新京报http://www.thebeijingnews.com/comment/letters/2008/09-26/039@082814.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