徭役是什么，指旧时官府向百姓强制摊派的无偿劳动，通俗地讲就是底层民众无偿给国家打工。大禹治水应当是传说中我国最早的徭役。《诗经·豳风·七月》记述当时的奴隶一年四季具体到每个月的劳动生活，其中“入上执宫功”一句就是记奴隶们在十月里收完庄稼后为公家修宫室之事。《诗经·鄘风·定之方中》更是明确地记述了卫文公在农闲时节选址选材修建宫室的过程。可以说徭役就是古代社会普通民众必须为国家尽的义务。

秦王朝的徭役最繁重，单只为秦始皇修建陵墓的役夫前后共计就达七十万之多，还有建阿房宫的，筑长城的，修路的，挖渠的，运粮的等等，要知道当时全国人口尚不足千万，抛却最精壮的近百万服兵役者，还剩多少劳动力！十几年间繁重的国家工程致使民不堪命，揭竿而起。秦王朝就是徭役亡国之典范，隋炀帝次之，汉武大帝、永乐大帝等几位雄才大略者也最能折腾老百姓，贪图享乐、大兴土木的昏君庸君更是不胜其数，如汉文帝那般连个露台、亭子都舍不得建的抠门皇帝简直就是皇家绝版。历朝历代几乎都是在前一个王朝的废墟之上除旧布新，建了毁，毁了建，正如张养浩在《山坡羊·潼关怀古》中所言：“伤心秦汉经行处，宫阙万间都做了土。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王安石的免役法是对运行上千年的徭役制度的一次大改革，由之前的义务劳动改为可以交钱免役，国家工程再由政府花钱雇人，也就是有钱的出钱，没钱的出力。在王安石变法的诸多法令中，免役法最顺应民情，所以当司马光要尽数废弃新法时，苏轼坚决要求保留免役法，可是反对无效，气得连声大呼：“司马牛！司马牛！”

不论出力还是出钱，徭役都是压在人民头上的珠穆朗玛峰。其实早在先秦时期，韩非子就提出：“徭役少则民安。”只叹对韩非子学术崇拜到五体投地的秦始皇却反其道而行之，大概是统一天下之后就得意忘形了吧。省徭役、薄赋敛、劝农桑是古代社会政治清明的表现，可叹这只是高高在上的满口仁义道德的圣人们的口号而已，很少能够落实。

新中国建立后，各种改造自然征服自然的浩大工程实则就是古代徭役的变迁，最大的区别就是人民翻身做主之后，这样的义务劳动由曾经的被动应付转变为积极主动热情高涨。不过精神亢奋总是不能持久，很快这样的积极性就荡然无存了，作为监工的生产队长手中也没有了封建官府的皮鞭，吃大锅饭的农村很快就陷入了极度贫困之中。直到新时期包产到户后，每年农闲时节农村还有所谓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村民有义务参与，按劳力记工，挣不够工分就交钱补偿，这近似于王安石的免役法。那时我正上中学，暑假里就扛着一把铁锹去给家里挣工分。都是一帮毛孩子——队长叫我们黄嘴叉——哪里是劳动，简直就是混工分。记得当时搞得最多的建设就是把大路两边的地垄上的草铲净，再敷土拍平，美其名曰形象工程，以期得到路过的检查工作的上级领导的好评。这其实是在搞破坏，没有了草皮，怎么能挡得住水土流失呢？毛孩子们应付完形象工程之后，就坐在路边等着领工票，抽烟，打闹，讲段子。有时闲极就调侃路人，尤其是女孩子，胆小害羞的在哄笑声中低着头红着脸疾速而过，胆大泼辣的就相向对骂，好似有少数民族男女对歌的味道，不知后续暗中是否有对出火花的。记得有一次种松树，先到队里领了树苗，用平板车拉着，沿路送人，谁要给谁，到了山上，种了不到十棵，剩下的树苗，挖了个坑，全埋了。不久这种无聊的变相的徭役就取消了。再后来，国家大力搞扶贫，村里的各种杂活就理所应当地安排享受福利的低保户了。

基建、修路、引水、架桥、筑坝、治沙、绿化等等，今日的各种国家工程之多超过了历史总和。这些工程基本都是国家投入，不仅不用国民义务劳动，参与的打工者还可以领到较为丰厚的工资报酬，这是古代社会老百姓想都不敢想的美事情。然而，这本质上还是徭役，因为工程投入来自国家税收，税收来自人民，来自先富起来的人民，有钱的出钱，没钱的也无须出力，或者可以出力挣钱，真正实现了王安石所说的免役。

既然是徭役，那就一定还是人民的负担。如果减少一些不必要的工程，将工程投入转化为福利，人民的生活负担势必就减轻了。当今世界的一些高福利国家就是这样，国家工程有严格的限制，好多基础设施看似陈旧破败，但国民都衣食无忧，也不用如我们一般背负读书、看病、买房等几座沉重的大山。然而，我们的国家工程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在肆意增多，美其名曰——刺激经济。偶尔刺激一下可以，一直长久无间断地刺激，精液总有泄尽之时。

            2024年7月2日 星期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