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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分和解读作者意义、读者意义、文本意义 覃永恒

(2012-03-10 22:32:22)
标签:

我的信念

意义

文本

教师用书

杂谈

区分和解读作者意义、读者意义、文本意义

 《湖南教育(中)》2011第11期 覃永恒

对于文本的整体和部分,都存在作者意义、读者意义、文本意义。把文本当成整体来解读,可获得文本整体的作者意义、文本整体的读者意义和文本整体的文本意义;提取文本中的任意部分、侧面,可获得文本部分的作者意义、文本部分的读者意义和文本部分的文本意义。这些意义是客观存在的,区分并解读出这些意义均是文本解读的目的。抹杀和混淆其中任何一种意义,都会导致解读混乱。文本解读中一些“剪不断,理还乱”的病症就是因为不能很好地区分并解读这些意义造成的。为什么不能很好地区分并解读出这些意义?因为没有科学系统的解读方法。

 “对于伽达默尔来说,理解就是从被理解的东西——艺术品、文本、传统等接受有价值的东西,然后将它‘译解’成我们自己理解世界的方式(释义学现象的普遍性即据于此),因此,一切理解都有经验的结构。”[1]怎样“译解”?“经验的结构”是什么?笔者认为无非是科学的感知、想象、概括、推理等方法。文本整体和文本部分的作者意义、读者意义、文本意义似乎错综复杂,但不论何种意义,解读的方法都是一样的:必须充分发挥感知、想象进入情境,必须进行准确、深入、全面地概括以及科学地推理。只有解读的方法正确,才可能正确解读,才可能正确区分作者意义、读者意义、文本意义并理清它们之间的关系。

文本部分的作者意义完全受制于文本整体的作者意义,因为作者要达到写作目的,必须把文本的各部分组合成一个有机的系统,也就是说,文本部分的作者意义是文本整体的作者意义这一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一般不能脱离这一系统而独立存在。文本部分的读者意义和文本部分的文本意义既受制于文本整体的读者意义、文本整体的文本意义又可以独立于文本整体意义之外,可以自由提取。也就是说,文本部分的读者意义是文本整体的读者意义这一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又可脱离这一系统而独立存在;文本部分的文本意义是文本整体的文本意义这一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又可脱离这一系统而独立存在。不仅如此,文本意义大于作者意义和读者意义;作者意义、读者意义是文本意义的演绎,是文本意义的具体化。文本整体的作者意义、读者意义是文本整体的文本意义的演绎、具体化,文本部分的作者意义、读者意义是同一文本部分的文本意义的演绎、具体化。

下面以龚自珍《己亥杂诗》(第五首)解读为例——

充分发挥感知、想象,进入诗句的情境,然后“走进概括的思维过程——分析—归类—抽象—综合—比较”[2],解读该诗的文本意义:

一、把反面表达转化为正面表达:“落红不是无情物”转化为“落红是有情物”。

二、分析(分解)、归类、抽象:

浩荡离愁白日斜——浓重的离别愁绪。(“白日斜”起烘托作用,是次要内容,舍去。)

吟鞭东指即天涯——广阔天涯、另有一番作为的豪气;

落(花)——离开某一集体、团体的个人、个体;有情物;

红——忠心,离别的苦痛;

化作春泥——生命完结,变成另外的物体;

花——正在集体、团体中成长的个人、个体,也代表集体、团体;

护花——为集体、团体效力,奉献力量

三、把归类、抽象的结果综合到原诗中得出如下结论:

“离别充满了浓重的愁绪和广阔天涯、另有一番作为的豪气。对集体、团体有情且忠心耿耿的个体离开集体、团体后会以另外的形式,尽自己最后一份心力,为集体、团体奉献力量。”

这就是《己亥杂诗》(第五首)作文文本整体的文本意义。

文本部分的文本意义,如“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的文本意义是:“对集体、团体有情且忠心耿耿的个体离开集体、团体后会以另外的形式,尽自己最后一份心力,为集体、团体作出奉献。”这个意义可以脱离文本整体意义而独立存在。

那么,该诗的作者意义又是什么呢?联系龚自珍写作此诗的背景,可知龚自珍离开的“集体、团体”是为国为民效力的朝廷,他“离开集体、团体”是“辞官”。此诗表现了龚自珍离开朝廷时的心情,表明作者虽辞官还乡,但仍思为国为民效力。文本部分,如“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的作者意义就是:“我虽辞官,但对朝廷、对国家忠心耿耿,我会尽自己最后一份心力,为国为民作出奉献。”这个意义不能脱离文本整体的作者意义。

至于读者意义,不同的读者所处的“集体、团体”不一样,“离开”的方式不一样,“奉献”的形式也不一样,读者意义也就不一样。“集体、团体”、“离开”、“奉献”的下位概念(种概念)有多少,而这些下位概念又能排列组合成多少种意义,读者意义就能演绎出多少种,也就是说,文本部分的读者意义是同一文本部分的文本意义的演绎。如后人常用“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表达前辈对后辈的爱护,表达退休职工对新职工的关心、培育等。这些文本部分的读者意义可脱离文本整体的读者意义,独立存在。

可以独立存在的读者意义是最具有活力和创造力的。如王国维《人间词话》中“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的“三种之境界”就分别是晏殊的《蝶恋花》、柳永《蝶恋花》和辛弃疾《青玉案》文本(词)部分的读者意义,完全脱离了原词的整体意义而独立存在。这些文本部分的读者意义是由同一文本部分的文本意义演绎而来。例如“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感知、想象,走入概括的思维过程(分解,归类,抽象,综合,比较)得出文本意义:“孤独中独自到达一定的高度望远,直到把远方尽收眼底,执着地搜寻所有的信息,了解事物的概貌。” 至于“登高望尽远方”,到底看什么,搜寻哪方面的信息,却是有很多种具体情形,每一种具体情形就是一种读者意义。该句在王国维《人间词话》中的意思是:做学问成大事业者,在孤独中到达一定地高度,执着地搜寻有关学问、事业方面的所有信息,清楚事物的概貌,进而明确目标和方向。至于作者意义,在晏殊《蝶恋花》中,指因思念心上人而登高望远,执着地搜寻心上人的信息,想知道心上人的方向。同一文本部分的作者意义也是同一文本部分的文本意义的演绎、具体化。

在哲学释义学看来,文本的真正意义“部分地也是由解释者的历史处境所决定,因而是由历史客观进程的总体性所决定的。”但历史的客观进程实际上是永无穷尽的,“因此,一段文本或一件艺术品的真正意义的发现永远不会结束;事实上它是一个无限的过程”[3]。任何读者、作者都不可能穷尽“历史客观进程”,不可能穷尽所有的时空,因此,文本整体的作者意义、文本整体的读者意义不可能超越文本整体的文本意义;同一文本部分的作者意义、读者意义也不可能超越同一文本部分的文本意义。“对于伽达默尔来说,一部文学作品的意义从未被其作者的意图所穷尽;当一部文学作品从一个文化和历史语境传到另一文化历史语境时,人们可能会从作品中抽出新的意义,而这些意义也许从未被其作者或同时代的读者所预见到。”[4]文本意义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将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时代的发展不断地拓展着人们的认识,概念与概念不断组合,不断推陈出新,涌现出新概念,因此,用来抽象、概括、演绎的概念、知识、原理等不断发展,加之不同时代、不同地域人们的感知、想象、体验等不同,也就不断地更新着文本意义。下面以王湾《次北固山下》中的名句“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的解读为例。

该句是诗的一部分,即文本部分,走进概括的思维过程概括其文本意义:

1、  分解、归类、抽象:

海日生残夜——昼夜交替

江春入旧年——季节更替。

海日、江春——新事物

残夜——旧事物解体之时

旧年——旧事物

生——蕴含、孕育

入——富有力量的动作

2、把归类、抽象的结果放到“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原句中综合,可概括出该句的文本意义:“时序交替,新事物孕育于旧事物解体之时,表现了新生事物的强大的力量。”(诗中的作者意义是:“时序交替”,令人顿生思乡之情。)“新事物”与“旧事物”有很多下位概念即种概念,因此这句话的文本意义就有很多具体的解释。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读者又因经验、知识、阅历不同而形成层出不穷的“新事物”、“旧事物”,随着时代的发展,“新事物”、“旧事物”的种概念不断拓展,无法穷尽,因此“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的文本意义也不断更新,无法穷尽。

由于认识不到作者意义、读者意义、文本意义的客观存在,不能区分这些意义并理清这些意义之间的关系,文本解读常常缠杂不清。一个很常见的现象,归纳文章主旨,每篇文章都做这样的训练,但是师生并不完全清楚“主旨”到底是作者意义,读者意义,还是文本意义,解读出这些意义有何作用,怎样解读,甚至拿文本部分的读者意义来充当主旨。(或者可以把文本整体的作者意义称作“写作目的”,把文本整体的文本意义称作“文本主旨”加以区分。)例如鲁迅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就曾因时代的原因将主旨概括为:“用百草园的自由快乐衬托三味书屋的枯燥无味,揭露和批判封建腐朽、脱离儿童实际的私塾教育。”如果是提取文本部分“三味书屋”枯燥的读书生活部分来概括得出结论“三味书屋的枯燥无味,揭露和批判封建腐朽、脱离儿童实际的私塾教育”,作为文本部分的读者意义,是说得过去的。但概括主旨,不管是作者意义,读者意义,还是文本意义,都必须就文本整体而言,要分析部分与部分的关系进行综合,不可片面,不可主次不分。

如果不能区分作者意义、读者意义、文本意义而笼统地冠之以“多元解读”,只会使文本解读要么不了了之,要么越理越乱。不论何种意义,解读的方法都是相同的,而且必须是科学的。缺乏科学的解读方法,不能由具体到概括,由概括到具体,不能归纳与演绎,就不可能正确地区分作者意义、读者意义、文本意义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不可能正确解读。

如居里夫人《我的信念》一文,人教版《教师用书》就没有能够揭示出居里夫人的“信念”。下面是笔者对《我的信念》一文的简略分析概括:

文章分为三个部分。

12自然段为第一部分,总写“我总是耐心地把自己的努力集中在一个目标上”;

345段为第二部分,从“近五十年致力于科学研究”、“永远追求安静的工作和简单的家庭生活”以及“在科学方面有对事业而不是财富的兴趣”三方面具体表现“我总是耐心地把自己的努力集中在一个目标上”,即“我终生致力于科学研究”;

67段为第三部分,揭示“我终生致力于科学研究”的原因:认定科学具有伟大的美并为这种美产生的魅力迷醉。

“我的信念”就是“我认定科学具有伟大的美,并迷醉于这种美,心无旁骛、充满信心、坚韧不拔、尽我所能终生探求这种美,终生致力于科学研究”。

为什么人教版《教师用书》概括不出 居里夫人的“信念”?因为没有走入概括的思维过程,不能区分作者意义和读者意义。如《教师用书》把“永远追求安静的工作和简单的家庭生活” 、“我唯一的奢望是在一个自由的国家中,以一个自由学者的身份从事研究工作”解读为“科学工作需要自由,需要宁静,需要时间”,这是读者意义而非作者意义,作者是为了表现“我总是耐心地把自己的努力集中在科学研究上”,即“我终生致力于科学研究”。 “永远追求安静的工作和简单的家庭生活”是为了更好地从事科学研究;“在一个自由的国家中,以一个自由学者的身份从事研究工作”是作者的“唯一的奢望”,无非是要表明作者希望更好地致力于科学研究。后文“我从没有把这种权益视为理所当然,因为在二十四岁以前,我一直居住在被占领和被蹂躏的波兰。我估量过在法国得到自由的代价”则补充说明了为什么“在一个自由的国家中,以一个自由学者的身份从事研究工作”会是一种“奢望”。这一点是有很多读者不理解也不了解的,所以补充。这一点对于作者意义而言是次要的,概括时舍去。

《教师用书》认为“在科学方面我们有对事业而不是对财富的兴趣”这个材料是告诉我们“科学工作者的宗旨是探讨真理,而不是‘谋求物质上的利益’”,这是读者意义,并非作者意义,作者是要用这一点表现“我总是耐心地把自己的努力集中在科学研究这个事业上”。 由于缺乏科学地概括方法,《教师用书》这一读者意义解读也有误:把“在科学方面我们有对事业的兴趣”说成“宗旨”,显然归类不当,“兴趣”并不是“宗旨”,这是糊乱归类,乱扣帽子。

正如我们不能把已做成栋梁的木头说成是已烧成炭灰的木头,不能把已做成桌子的木头说成是已做成衣柜的木头等,我们也不能在探究作者意义时把居里夫人用来表现“我总是耐心地把自己的努力集中在科学研究上”的材料拼装成“科学研究的宗旨、环境、精神”,除非我们抛开了作者意义在自由解读文本部分的读者意义——要研究“科学研究的宗旨、环境、精神”,确实可以从《我的信念》中提取到上好的材料,而且谁也不能阻止这些材料脱离作者意义,成为任由读者提取的自由鲜活的元素。

解读文本的作者意义、文本意义与读者意义就如同认识曲别针本身和创造曲别针的无数种用法。这些都是有意义、有价值的。

长沙铁路第一中学 覃永恒 

附注:

[1]刘放桐等新编西方现代哲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500

[2]覃永恒概括的力量[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9110

[3]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263265

[4][]特雷·伊格尔顿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69伍晓明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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