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丽丝·门罗：南部安大略女性哥特式写作

朱晓映

2013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最终被加拿大女作家爱丽丝·门罗（Alice Munro, 1931-）收入囊中，这位曾经被美国著名犹太作家辛西娅·奥兹克（Synthia Ozick, 1928- ）称为“我们的契科夫”的82岁的女作家，这一次，被瑞典诺贝尔文学评奖委员会授予“当代短篇小说大师”的称号，她在毫无争议地成为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加拿大作家、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短篇小说作家、第13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女作家的同时，也被认为是一个“区域性作家”——一个总是将故事的发生地设定在安大略地区的作家、一个诺贝尔获奖者中最不具政治性的作家——一个只写记忆、轶事、闲聊和生命中的暗流而从不写时政的作家。所有这些元素叠加在一起，使得门罗成为全世界关注的焦点，人们对这个看起来玲珑轻盈、笑容可掬的老太太充满了好奇：她的力量究竟隐藏在哪里？

1950年，当门罗还是西安大略大学英语和新闻专业的一名学生时，她就创作发表了第一个短篇小说“阴影的维度”（ “The Dimensions of a Shadow”），但这篇小说并没有让她一举成名，而是直到18年以后的1968年，她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快乐阴影的舞蹈》（Dance of the Happy Shades, 1968）面世，她才以一个作家的身份被一些读者所认识，此时，她已经37岁，是三个孩子的母亲。所以，以门罗开始出版书籍的时间而言，她不算是一个“成名早”的作家。 再从她的出版数量看，她算不上一位多产作家。从1968年的第一本短篇小说集《快乐阴影的舞蹈》到2012年的新书《亲爱的生活》（Dear Life, 2012），门罗在四十多年的创作生涯中，以每三至四年出一本书的速度写作并出版，先后出版了14部短篇小说集，其中除了上面提到的两本小说集外，还有《女孩与女人的生活》（Lives of Girls and Women, 1971）、《我想告诉你的事》（Something I Have Been Meaning to Tell You, 1974）、《你以为你是谁》（Who Do You Think You Are, 1978）、《木星的月亮》（ The Moons of Jupiter ，1982)、《爱的进程》（ The Progress of Love ，1986)、《年轻时的朋友》（Friend of My Youth ，1990),、《公开的秘密》（Open Secrets ，1994)、 《一个善良女人的爱》（The Love of a Good Woman ，1998)、 《仇恨、友情、求爱、相爱、婚姻》（Hateship, Friendship, Courtship, Loveship, Marriage，2001)、《逃离》（Runaway，2004)、《岩石城堡上的眺望》（The View from Castle Rock，2006)、和《太多幸福》（Too Much Happiness，2009)等。如果从门罗写作的主题去考量，她的作品似乎更无法达到“宏大”的标准，她只关注生命本身，关注小镇、女人、顿悟、以及平静生活表面之下的潜流，只写小事，就像她只写短篇一样，成就了她的特色。虽然她笑称自己对于短篇小说的偏爱是由于自己无能驾驭长篇小说，但是事实上，她四十多年在短篇小说领域里心无旁骛地坚持，毫不顾忌人们对于长篇小说的青睐胜过短篇的现实，以独树一帜的风格赢得了英语小说领域认可，形成了她所特有的“南部安大略女性哥特式”文风。所以，在全球化渗入我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之时，当一些读者和评论者想当然地认为门罗身上所显现的“区域性”和“去政治性”会夺走她的诺贝尔奖获奖可能时，她却赢了，并且，她早已赢了。1968年，她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快乐阴影的舞蹈》被授予加拿大“总督小说奖”（Governor General's Literary Awards for fiction）[1]，1978年，她的同年出版的小说集《你以为你是谁》再次得到“总督奖”，1986年，她携《爱的进程》一书第三次登上“总督小说奖”的领奖台。后来在1998年和2004年，她又分别以《一个善良女人的爱》和《逃离》两部作品获得加拿大“吉勒文学奖”(Giller Prize) [2]，于2009年她摘得了“曼布克国际奖”（Man Booker International）[3]，并长期以来被认为是诺贝尔文学奖的有力竞争者。自从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门罗的多个短篇小说被选入英国、美国以及加拿大所编的小说集，成为女性写作、加拿大写作以及后殖民写作的代表作品。鉴于门罗在文学创作方面的成就和贡献，2005年，她被《时代》杂志评选为全球最有影响力的100位人物之一，并于2010年再次入选该名单。评论界普遍认为，门罗此次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是短篇小说的胜利。诺贝尔评奖委员会秘书长彼特·英格兰德（Peter Englund）先生在宣布门罗获奖时说：短篇小说一直隐身于长篇小说之后，门罗将这种小说形式发挥到极致，几近完美。BBC艺术总编威尔·高佩兹（Will Gompertze）的对于门罗的评价则更为直接：很少有人能够与门罗相提并论，她直击人心。[4] 在得知获奖后，门罗接受采访时也回应道：“希望我的获奖能够激发更多读者对于加拿大文学的兴趣，也希望有更多的人认同短篇小说创作这种形式。”[5]

门罗的名字对于大多数中国读者相当陌生，甚至国内一些知名作家和评论家也发出了“不了解门罗”、“没有读过门罗”的声音，然而，在过去的三十年间，门罗还是引起了我国学界的一些关注的。早在1981年6月，门罗便随加拿大作家代表团访问了中国，她在广州度过了她的五十岁生日，并与中国一些知名作家有过交流，包括丁玲、王蒙等人，引起了《世界文学》杂志的关注。1983年第3期《世界文学》刊发专文“加拿大七作家出版访华回忆录”，其中有门罗的一篇记录中国之行的散文“透过玉帘”。这应该是门罗在中国的最早影响。同年，第5期《世界文学》刊发了“加拿大作家爱丽丝·门罗出版新作”一文，介绍了门罗于1978年获得加拿大总督奖的小说《你以为你是谁》（其实，在当年，《你以为你是谁》已经不是门罗的新作，她当时的新作应该是《木星的月亮》）。1998年第6期《世界文学》杂志刊登了庄嘉宁翻译的门罗的短篇“善良女子的爱”，并配以门罗的半身肖像作为该期杂志的封面。2005年，苏童编选《一生的文学珍藏——影响了我的20篇小说（外国小说读本）》时收入了门罗的短篇小说“办公室”。2007年第1期《世界文学》再次选编了门罗小说特辑，刊发了何朝阳、陈玮翻译的门罗作品《逃离》与《激情》，还配发了澳大利亚记者罗·库法尔对门罗的专访。在门罗研究方面，从中国知网上搜索后发现，最早的门罗研究论文发表于2001年和2002年，两篇文章都发表在《兰州大学学报》，也都是对门罗作品女性人物形象的分析。中国知网上可以搜索到的2000年至今的门罗研究论文仅有16篇，多数论文都是2006年以后的，这说明门罗研究在中国确实长期以来处于边缘的边缘、少有人问津。而在作品介绍方面，除了上文提到的《世界文学》上刊发的几个短篇译作外，迄今为止，仅有一部门罗的小说集被译成中文出版，即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逃离》。

但是，我们不熟悉的爱丽丝·门罗实际上早就是加拿大文坛上与玛格丽特·阿特伍德（Margaret Atwood,1939-）齐名的一位“泰斗级”作家，也是英语文学中一位集智慧、尊贵、优雅于一身的女性作家，她在加拿大以及欧美等英语国家的知名度，用辛西娅·奥兹克的话说，“超过许多她的同时代人”。在美国、英国、法国、德国、荷兰、澳大利亚等国，门罗研究已经有不少成果。除了那些零散见于报刊杂志的评论文章外，关于门罗小说的评论专著就有几十本。总的看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上个世纪80年代，是门罗研究的起始阶段，主要是针对门罗的个别短篇小说研究的阶段。1982年，在门罗家乡的滑铁卢大学召开了第一个关于门罗短篇小说创作的学术研讨会，会后由朱迪斯·米勒（Judith Miller）主编出版了论文集《爱丽丝·门罗的艺术：说出不能说的一切》（The Art of Alice Munro: Saying the Unsayable, 1984），这本书连同此前路易斯·梅肯迪克（Louise MenKendrick）主编的论文集《可能的小说：爱丽丝·门罗的叙事行为》（Probable Fictions: Alice Munro’s Narrative Acts , 1983），为后来的门罗批评研究定下了基调：研究门罗大多从她作品中的女性主题和她所运用的独特叙事策略切入。80年代后期，洛恩·约克（Lorrain York）撰写的《生活的另一面》（The Other Side of Dailiness）和埃尔迪科·卡里顿（Ildiko de Papp Carrington）的《控制无法控制的一切：爱丽丝·门罗的小说》（Controlling the Uncontrollable: The Fiction of Alice Munro, 1989）都是聚焦于门罗的叙事手法，特别值得一提的是E.D 布罗德基特（E.D Blodgett）的《爱丽丝·门罗》（Alice Munro, 1988），对门罗的生活与写作进行了全面的回顾和分析，成为门罗研究资料中一个重要的阶段性成果。90年代可以看作是门罗研究的第二个阶段，评论界开始整体关注门罗短篇小说的结构和视角，探究她对于短篇小说结构的创新以及她关于如何写女人的新视角，研究成果呈丰富繁荣态势。这一阶段的主要成果包括碧卫理·拉思珀里奇（Beverly J. Rasporich）的《性舞：爱丽丝·门罗小说中的性与艺术》（Dances of the Sexes: Art and Gender in the Fiction of Alice Munro, 1990）、马克达理·雷德克 (Magdalene Redecop)《母亲与其他小丑：爱丽丝·门罗的小说》（Mothers and Other Clowns: The Stories of Alice Munro, 1992）、凯瑟琳·罗斯（ Catherine Ross）的《爱丽丝·门罗：双重生活》（Alice Munro: A Double Life, 1992）、詹姆斯·卡斯卡伦（James Carscallen）在《另一个国度：爱丽丝·门罗写作中的类型》（The Other Country: Patterns in the Writing of Alice Munro, 1993）、安杰·赫伯（Ajay Heble）的《理性的颠覆：爱丽丝·门罗的话语缺失》（The Tumble of Reason: Alice Munro’s Discourse absence, 1994）等，卡洛·豪威尔斯（Coral Ann Howells）的《爱丽丝·门罗》（Alice Munro, 1998）成为这个阶段门罗研究的一个全面的总结性专著。门罗研究的第三个阶段是从2000年至今，这一阶段的研究特点是将门罗的生活与她的写作结合起来探讨她对于短篇小说创作以及女性主义创作的贡献。主要研究专著包括艾尔莎·考克斯（Ailsa Cox）《爱丽丝·门罗》（Alice Munro, 2004）、罗伯特·萨克（Robert Thacker）的《爱丽丝·门罗：书写她的生活》（Alice Munro: Writing Her Life, 2005）、和布拉德·霍普（Brad Hooper）《爱丽丝·门罗的小说欣赏》（The Fiction of Alice Munro: An Appreciation, 2008）等等。相信在门罗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会有新一轮的门罗研究热潮。正像阿特伍德在得知门罗获奖后对媒体所说的那样，“她是一位为众多读者所熟知的作家。她怎么出名都不为过。”或许，我们也有理由说，既然她那么出名，我们应该做更多的研究，并且怎么研究她也不为过。

在门罗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以后有一个地方随着门罗一起走红，那就是“安大略”（Ontario）——一个与门罗的生活和创作密切相关的地方，了解它，对于我们更好地了解门罗的写作和作品至关重要。1931年7月10日，爱丽丝·门罗出生在加拿大安大略省西南部的温厄姆(Wingham)小镇，她的父亲靠养狐狸和家禽为生，她的母亲是一个教师。门罗在温厄姆长大直到19岁那年去西安大略大学求学。虽然后来因婚姻关系她也曾到温哥华(Vancouver) 和维多利亚(Victoria)住过一段时间，但是，在她的印象中，西海岸的生活与她的家乡完全不同，“我总有种想法，我一定要回家去死。。。”[6] 可以想见，她对安大略有多么迷恋。第一段婚姻结束以后她果然又回到了安大略，先在位于伦敦市（London）的西安大略大学做驻校作家，与吉拉德·弗雷米（Gerald Fremlin）结婚后搬到克林顿(Clinton)小镇，后来一直居住在那里。“安大略之于我意义非凡，”她说，“无论其他国家历史积淀多么深厚，风景多么优美，风土人情多么有趣，我只被安大略独特的景观所吸引，我说那里的语言。” 所以，安大略的多个小镇在门罗的小说中轮番登场，安大略西南部乡村小镇人的生活成为她永远挖掘不尽的写作素材，有评论者认为，她的小说勾勒了一幅安大略社会人文地图，她的作品中弥漫了一股“安大略哥特风”，因为读她的作品我们可以看到两张图：一张是阳光明媚的路面街景，另一张则是阴暗龌龊的“各种关系的下水道”（underbelly of relationships），给人的感觉是平静与惊骇的冲撞。豪威尔斯在《爱丽丝·门罗》一书的开篇便玩笑似地问道：“我们真的需要在欣赏门罗的小说之前先查看一下加拿大地图吗？”[7] 或许我们真的有必要在阅读门罗之前先到加拿大地图上找一找安大略省及其西南部各个小镇，如温厄姆、克林顿、以及位于休伦湖上的高德瑞克（Goderich on Lake Huron）镇等等，但是，仅仅了解小镇的地理位置是远远不够的，因为，用门罗的话说，“这个地方是如此的神秘莫测，无论多么详尽的文件记载，都记不了小镇人复杂多变的生活以及当地的历史。” 她称那是“一个极具哥特风格的地方，你永远都别想弄明白那里发生的事。” [8] 对于“安大略作家”的称谓，门罗有自己的看法，她说：“很多人说我是一个区域性的作家，我确实经常用我生长的地方作为素材来写作。但是我并没有想到在写作中去表现那些仅有某地才能发生的事件。这些事发生在某地只是偶然。”[9] 当有人将她执着于短篇小说以及执着于写安大略的故事比作美国南方作家威廉·福克纳（William Faulkner, 1897-1962）和弗兰妮·奥康纳(Flannery O’Conner, 1925-1964)时，她在接受《大西洋报》采访时也坦然地承认，她的写作受到了诸如卡森·麦卡勒斯（Carson McCullers，1917-1967）, 弗兰妮·奥康德和尤多拉·韦尔蒂（Eudora Welty，1909-2001）等美国南方作家的影响，当然影响她写作的还有俄国作家契科夫。这些作家影响了她对于生活中微小事件的偏爱，影响了她讲故事的方式，影响了她的生活态度，使得她常常可以潜入水下去窥探人们生活中的暗流，展现了隐藏在生活潮流之下的危机和绝望。

门罗不写政治事件，只写女人生活，不只是写温情的女人生活，而且写女人温情之下的秘密与邪恶，写那些现实生活中无法言说的、难以掌控的人生的顿悟时刻，从而形成了她作品中的“女性哥特风”。与众多的女性作家一样，门罗作品中的主人公都是女性，故事总是围绕着女性的家庭生活、她们在家庭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她们在各种关系中的身份困惑展开；与很多女性作者不一样的是，门罗作品中的女性是“双面人”，她们看似乖巧、顺从，循规蹈矩，实际上她们常常有些邪恶，甚至冷酷到有谋杀动机的程度。在门罗看来，生活是一场场戏，每个人都在人生的舞台上扮演着不同角色，每个人都有双重生活：一种生活暴露在公众的视野中，而另一种生活则隐秘在每个人的内心，完全不为他人所知，甚至是他们自己以及他们身边名义上最为亲近的人也无从了解。对于这种秘密的探究是门罗所感兴趣的。所以，门罗对于她不写政治事件的解释是写作主题没有大小之分，那些发生在世界上的大事、邪恶之事直接影响到日常生活中每个人的态度，在我们餐桌上的邪恶之人与世界大事中的邪恶之人一样可憎。“我算不上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她说，“我只是一个还算可以的家庭主妇，我没有那么伟大。我真正感兴趣的事情就是生活，没有什么事比生活本身能够让更多的人烦恼。生活对我永远充满魔力。”[10] 她将关注女性的日常生活、书写她们在日常生活中的喜怒哀乐和生老病死作为她写作的意义，提出写作不只是为让读者愉悦，更是为了让读者震惊，让读者不仅知道发生了什么，还要弄清楚到底是怎么发生的。与其他作家努力建构各种人以及各种事之间的关联以求形成整体的、连贯的态度相反，门罗更愿意将各种事件看成是独立的、没有关联的，这也是她选择写短篇小说而非长篇小说的原因之一。“我写的故事是生活中那些互相没有关联的紧张时刻。我想这是我看待生活的方式。”她说，“在我看来，生活中所有的事情都是分离的”。

门罗曾经将小说比作一座房子，把读小说比作走进一座房子里去看清房子里各个房间之间连接的通道。门罗的“房子”，更像是一座坐落在安大略的神秘的哥特式城堡，里面有很多小房间，也有很多微妙的玄关，住着各种神秘女人。通过描写女人的家庭生活体验，描写她们在家庭狭小空间内、两性关系中的各种无能为力，门罗将女人在家庭里的位置由熟悉变得陌生、由温馨变得恐怖，让读者在震惊过后获得顿悟。可以想象，读门罗，我们需要的不仅是智慧，还要勇气。作为一个艺术家，门罗承认自己与作品中的人物相似，过着一种双面人生，既是观众，又是演员，演别人，还演自己。不过，如果我们敢于扪心自问，在人生的舞台上你以为你是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