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策刚

“四川藏洋”是清末我国西南藏区抵制卢比、改土归流、抗英保边的产物。它将英印卢比驱逐出境,最终打赢了一场中英货币战争。
　　最初铸行于1902年的“四川藏洋”,在中国货币史上占有重要而特殊的历史地位。
　　大清王朝进行的一系列悲壮的社会改革,多以失败告终,唯有在康巴藏区铸行“四川藏洋”,驱逐英印卢比,维护国家统一取得了成功。这段危亡自保、败中求胜的历史范例,如今有很强的现实借鉴意义。
　　入侵“四川藏洋”的铸行,经历了“酝酿”、“仿铸”、“试铸”、“继铸”、“朝廷批准铸造”几个阶段。应该说,它是起于民间的智慧,最终“由下至上”完成的革新。
　　自1893年英印迫使西藏亚东开埠通商以后,英人在印度铸三钱二分重的银元,名为“卢比”,行销西藏。因其制造精美、成色稳定,并且大小适中便于携带, 因此很快占领了藏区货币市场,卢比一元,换藏币四十余枚,直到七八十枚。英印商人从而以高出银价数倍的比值换走藏区白银,使白银大量外流。驻藏大臣因循迟钝,无所作为,而川边商民反映强烈,川省封疆大吏和地方官员大声疾呼“印币亡边”,一面上奏朝廷,一面果断采取措施,抵御英印卢比。
　　头功最早提出自铸银币以抵制英印卢比的,是四川总督鹿传霖。1896年7月鹿传霖以“银价过低、制钱缺乏”为由,奏请建立银元局,于1898年开铸龙洋银元,使“川币始行于西藏”。但因龙洋尺寸较大,币值较高,不合藏区用币习惯,未能达到抵制卢比的功效。
　　最早采取行动,铸造适应藏区用币习惯的特制银币的,是雅州府分驻打箭炉(注:打箭炉即今康定)同知刘廷恕。刘以“印币亡边”为由,呈请四川总督,准备自铸银币以为抵制。但上司怕引进外交争端而没有同意。刘随后又两次呈请,终得上级默允,开始试铸与英印卢比大小相近,含银也是三钱二分的纯银币。刘廷恕于 1901年(光绪27年)在打箭炉用土法铸造正面为“炉关契”三字,背面有藏文和花纹围绕的“炉关契”银币,汉藏商民争相乐用。此为康区铸币之酝酿阶段。
　　全胜最早仿照英印卢比形制,铸造“四川卢比”的是四川省成都造币厂。该厂在铸造四川藏洋的过程中,经历了仿铸、正式铸行和续铸几个阶段。
　　仿铸:依现有史料记载,最早起于1902年(光绪28年)。铸造的地址为四川省成都造币厂。该厂于1887年成立,名为银元局,1904年改为铜元局,后又多次改名,四川解放后,由人民银行总行接管,曾铸造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使用的银元。1957年撤销。
　　正式铸行:有一段先斩后奏的过程。1905年,当时的四川总督锡良向清廷奏请,“试铸三二藏洋”,不过当时清廷想统一货币铸行权,铸大清金币、大清银币通行天下。因此,锡良的奏折令朝廷为难:如同意试铸,怕各地仿效,如不同意,必不能解决藏区货币流通,抵制印度卢比。所以财政处、户部在接到奏折之后,用心良苦,不仅没有斥责锡良等擅自私铸的“妄行”,还为其多方辩解,并申明:仅此一项,各地不得仿效。
　　从此“四川藏洋”由“地下”浮出水面,由地方“私仿铸币”,成为经朝廷正式批准铸行的、专在藏区流通的、名正言顺的中国货币。
　　续铸:赵尔丰在川边平定巴塘事变之后,大力推进改土归流,军需政用剧增,商贸随之繁盛。各方对藏洋的需要十分迫切。为此,赵于1908年上呈说:“去年臣与前督臣锡良商由四川造币厂依照卢比,铸造三二银币。一百万元送至关外,以为抵制,商民乐用。”
　　此后四川藏洋的铸造,进一步得到朝廷认可,由四川造币厂代川滇边藏区大量铸造。
　　四川藏洋的铸造发行,适应了当时川边藏区的经济、政治、军事需要,商民乐用,成为推行改土归流的有力货币工具。卢比一时绝迹。从此,川边藏区四川藏洋成为普遍通用的法定货币。到了民国时期,虽然币制已改,但康巴藏区仍然只通行藏洋。
　　留谜“四川藏洋”正式成为中国货币,经历了一段艰难曲折的探索历程。我认为,应该把它最早的铸行年代确定为1902年,因为更早的刘廷恕在康定土法铸造的“炉关契”,不算国家正规币厂所造。
　　1902年四川总督岑春煊,在成都造币厂仿英印卢比大小、轻重形制,正面将维多利亚像更换为光绪头像,背面去除英文卢比字样,另铸“四川省造”四字。含银量1元币为三钱二分,直径为30毫米,比如今的1元硬币略大。还有半元和四分之一元,直径分别为23.5毫米和19毫米。四川藏洋的尺寸符合藏区商民使用习惯,以后历经续铸和奏请朝廷正式铸行,形制未有丝毫改变。
　　至今有确凿的历史资料表明,如黄云鹏《四川财政录》,1902年成都造币厂铸造的三钱二分藏洋数量是230340枚。
　　不过,这铸造藏洋最初是何人设计,何人首肯,何月何日开铸?还是一串谜,等待有心人破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