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2月我曾经应邀参加国家教委大学数学课程教学指导委员会《中国大学数学教改60年》座谈会，我只是参与座谈而已。

　　我觉得有很多事值得回忆，有很多观点想表达。

　　可能是我在座谈会上结结巴巴地说得太多了，可能是我提供的总结素材比较多，可能是我的观点比较客观正确，可能是我对于成文的构架考虑得比较多，可能是我在会后与大家电话联系太多，可能有人觉得我的文笔还可以……

　　谢谢上海各工科院校大学数学教学界专家前辈对我的信任，2012年8月我从俄罗斯旅游回来就被委任为“执笔”了。

　　我以往参加的活动较多，笔记记得全，且保留得比较完整，掌握的资料没有人比我更详实，所以几乎没经过思考就把“执笔”任务接受下来了。

　　说实话，本来就很喜欢写这类实在东西，既有资料又有观点，“反正这又不是文学作品，随便写写而已。”

　　当然我要声明在前“六十年”这个题目有点大，我是1965年参加工作的，对于1952到1964之间的大学数学的教改我不熟悉，虽然可以采访加工，但不是第一手的。其次，1998年我校基础部被撤销后，我再没有参加过全国会议，有关邀请函由系里其他人顶替了。连市里要我参加的会议，也被别人代劳了。我于2002退休，2008彻底退出一线。真正熟悉上海大学数学教学界情况的的时间段充其量也不过是“1965-2007”42年。

　　前辈们比我早退休六七年甚至十来年，我算是“承上启下”的“正合适”者，义不容辞了。 

　　没有动手之前似乎成竹在胸，谁知真一动笔，面对自己草拟的大纲就举笔难下了。啊，原先自己接受任务时，想象的不过是“大事记”。

　　不过我深知我代表的整个上海工科院校，即不代表一个学校更不代表我个人，所以我建议成立一个由少数人组成的写作研讨组，我负责执笔而已。

　　虽然开头确实有点砻糠搓绳，磕磕绊绊的感觉，但是在东一榔头，西一棒子的操作下，在开始仅仅是光秃秃的一个骨头架子周围逐渐丰满起来了，由骨生肉，由肉生血，有一种“鲜活起来了”的感觉了。

　　当然，后来的工作量还是极大的，我的写作提纲就是五人写作研讨组全体成员共同拟定的，我的第一稿，第二稿召集五人小组开了两次会议。翁耀明老师对段落的归类、次序的调整及小标题的取名，有很多真知灼见，我提交研讨组审议的第二稿，实际上我和翁耀明老师通过电子邮件多个回合交流的的产物，第三稿、第四稿、第五稿是在图片资料、实物资料不断充实的基础上完成的。

　　这个过程有点漫长曲折，但始终是很开心的、很享受的。

　　现在杀青了，回头看看自己还觉得相当满意，蛮臭美的。按照原计划，稿子于一周前交出去了，接下去的后期制作是课题组主编与出版社编辑的事了。

　　庆幸自己退休后学会了使用电脑，并由“一指禅”进化为会用两个手指打字了。现在坐在电脑前敲敲键盘，电子文件修改、传递都很方便，要不然光抄写稿子都烦死了，我怎么也不会接受这个任务的。

　　回头看曾经的工作量，还真是吃惊不小，我怕经过修改后原稿被新文件覆盖、或会丢失什么。所以我的文件夹里每修改一次，总要复制建立一个新的文件，每一稿都有好几个文件，于是第二稿（1）、第二稿（2）、第二稿（3）、第二稿（4）、……，多得不得了。但是序号清晰，不会让人眼花缭乱。

　　停下来了，反倒有点空空落落，人犯了贱也是无药可救的……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