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明威作品中的死亡（1）

罗红昌

实际上，海明威的作品只有一个主题，那就是死亡。

——Bates

打开海明威的作品集，我们不难发现美国评论家贝茨（Bates）的话是及其准确的。在《印第安人营地》（Indian Camp）中，一印第安妇女难产，其夫不忍目睹其妻的痛苦而自杀；在《永别了，武器》（A Farewell to Arms）中，主人公亨利在战场上与护士凯瑟琳产生了爱情，然而死神又从亨利那儿夺走了凯瑟琳的生命，也毁灭了他们的爱情；《丧钟为谁而鸣》（For Whom the Bell Tolls）中，美国人罗伯托·乔丹接受命令去炸毁一座桥梁，他成功了，然而却受了重伤，等着死亡的来临；《弗朗西斯·麦康伯短促的幸福生活》（The Short Happy Life of Francis Macomber）中，主人公麦康伯去非洲大陆猎狮，他害怕死于狮子爪下，当他战胜怯懦，能面对死亡时，却又被自己的妻子用枪误杀；《乞力马扎罗山的雪》（The Snow of Kilimanjaro）中，主人公哈里一开始便知自己要死了，在其生命的最后一天，在死亡的威胁下，经历了恐惧、怨恨、厌倦、绝望，最后变得坦然；《一天的等待》（A Day’s Wait）中，一个九岁的小孩居然躲在床上等待死亡的来临足足等了一天；……死亡，的确是充满了海明威的作品。因此，我们会提出一些问题：为什么海明威的作品里充满了如此多的死亡？死亡在他的作品里起作什么作用呢？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回答这些问题。从作家本身上讲，我们知道，海明威似乎命中注定与死亡有缘：他父亲于1928年12月6日以自杀的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而他本人，也以同样的方式于1961年7月2日告别了这个世界。死亡，对于每一个活着的生命而言，是不可避免的；然而，一般人的死亡都是被动而死，或死于受伤，或死于疾病，或死于偶然事故，或死于人生寿命的天然终结，海明威却是以主动的方式——自杀来结束自己的生命的。法国作家兼思想家加缪在其所著《西西福斯的神话》一书中写道：“真正严肃的哲学问题只有一个，那就是自杀。判断人生是否值得还是不值得活下去等于回答了哲学上的基本问题。”美国作家杰弗里·迈耶斯在《海明威传》中也讲：“他（指海明威——笔者注）在整个成年后的生活中都为这个生死攸关的问题而争论。”因此，我们可以合理地作出推论：海明威对于“死亡”有自己的切身体会，又在生命当中反复思考了“死亡”，因此，“死亡”自然而然地反映到他的大量的作品当中去了。另一方面，我们还可以从作品本身来分析这个问题。作品总是要表达一定的主题的，一定的主题总要选择一定的内容的。海明威作品中大量的死亡内容，就作品本身需要而言，正是为了表达主题的需要。本文将就这一方面的内容结合海明威作品的实例作一番深入地分析。

一、“死亡”表现海明威对人生的悲观认识

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

——《圣经·传道书》

荒谬的人于是隐约看见一个燃烧而又冰冷的世界，透明的而又有限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并不是一切都是可能的，但一切又是既定的，超越了它，就是崩溃，就是虚无。

——《西西福斯的神话》

海明威虽然是一个进步作家，然而从其哲学上讲，他基本上是一个悲观主义者，他认为人生是虚无的，荒谬的，因而，生活着的人是“迷惘的”。而他本人正是“迷惘的一代”作家的代表人物。同时，由于他在欧洲的经历，一定程度上也受到了欧洲，尤其是巴黎，为中心的存在主义学说的影响。存在主义认为“存在”所面临的状态就是恐惧、空虚、荒谬和死亡，而对死亡更情有独钟，甚至认为“死亡”就是最高的存在。存在主义大师海德格尔还认为人只有面临死亡时，才能最深刻地体会到自己的存在。因此，海明威在创作实践中，便有意识地安排了“死亡”或其威胁，借以表达出他对人生的存在价值的悲观理解。

在海明威的所有此类作品中，《一天的等待》（A Day’s Wait）是颇具代表性的一篇小说。《一天的等待》见于海明威1933年出版的小说集《胜者无所得》（Winner Take Nothing）。其创作时间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故事讲的是一个九岁的男孩感冒发烧，医生来给他看病，量了他的体温是一百零二度。孩子不懂得测量体温有两种不同的温标，一是华氏温标，一是摄氏温标。他在法国时曾经听学校的同学说过人的体温超过四十四度就会死。由于这个小孩混淆了两种温标的度数，因此他认为自己的体温超过了四十四度而达一百零二度，必死无疑。于是从医生离开他那一刻起，他就静静地等待死亡的到来。而他的父亲给他读平时他自己喜爱的故事书也无法让他打起精神来。他在床上就想着他的体温超过了四十四度，他一直在计算着还有多长时间就死亡。海明威在叙述整个故事时十分冷静，小说语言显得十分简洁，使得他所谓的“冰山原则”得到了充分运用。因此，读后读者便会禁不住地思考：人生真是十分奇怪而又荒谬，如此偶然的一件小事，便让这个天真幼稚的小男孩直接受到死亡的威胁，然而这种死亡的威胁却又并不存在于真实之中；它只是小男孩由于无知不由自主地营造出来的。海明威并未在小说中透露出点点人生悲观与荒谬的词语，然而，人生荒谬的观点却自然而然地从小说语言的字里行间展现出来。在这篇小说中，还有一个人们常忽略的地方：小男孩的父亲，作品中的“我”，喂了小男孩的药后，出门去打猎去了。小说花了两大段篇幅来描写外面的雪景与打猎的经过，也描写了“我”猎杀两只鹌鹑并发现一窝鸟后的喜悦心情。我们可以想象，儿子在自己营造的死亡威胁中等待死亡，而父亲却在白茫茫的雪地上心情愉快地猎杀飞鸟——这是何等荒谬的事！

同一时期，法国著名文学家及存在主义哲学家加缪发表了一篇与海明威风格相似的作品《局外人》。这也是一部以死亡为主题的作品，它通过写主人公莫尔索母亲的死，阿拉伯人的死以及莫尔索自己的死来揭示生存的毫无意义与荒谬。小说一问世，便受到读者好评。

可以这样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西方人，尤其是青年人，由于战争的创伤，精神导向的失落，对人生充满了失望，悲观主义情绪笼罩了整整这一代人。而海明威可以说在这方面有着切身体会，因而成了这一代人的代言人。他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还受了重伤，差点死去；而且在战场他见到的全是毫无意义的死尸。这些经历给他的影响，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便是“在第一次大战中，我在身体、心理、精神以及感情上都受到了很重的创伤。事实的真相是，我的伤深入骨髓……”。海明威一直就是一个从自身经历中寻找素材来写作的作家，他自己也曾经说过：“……作家要像上帝的教士一样，要非常正直，非常诚实。”由于这些身体、心理以及精神的创伤很难愈合，因此，海明威在创作时，必然要通过死亡了反映出他人生的认识：人生是悲观的，荒谬的，甚至是虚无的。

海明威的代表作《永别了，武器》（A Farewell to Arms）也是通过其主人公的心上人凯瑟琳难产而死来表现海明威对人生的这一认识的。海明威说：“作品是一场悲剧这个事实并不使我感到不快，因为我相信生活就是一场悲剧，而且知道它只能有一个结果。”在《永别了，武器》中，凯瑟琳难产，通过破腹产下一男婴，可是不幸男婴已经死掉了。这引发了主人公亨利的思考，这其实也是海明威自己对人生的思考。海明威在作品中写道：

Once in camp I put a log on top of the fire and it was full of ants. As it commenced to burn, the ants swarmed out and went first toward the center where the fire was; then turned back and ran toward the end. When there were enough on the end they fell off into the fire. Some got out, their bodies burnt and flattened, and went off not knowing where they were going. But most of them went toward the fire and then back toward the end and swarmed on the cool end and finally fell off into the fire. I remember thinking at the time that it was the end of the world and a splendid chance to be a messiah and lift the log off the fire and throw it out where the ants could get off onto the ground. But I did not do anything …

海明威在其所有作品中，很少使用象征或比喻的手法，然而这儿却是一个例外。他通过写蚂蚁（ants）面临死亡时的悲惨、慌乱来表现出他对人生的认识。蚂蚁象征了人类，蚂蚁面临的情况，正是人类面临的情况。造成这一悲惨遭遇的原因却是莫名其妙就来的——对蚂蚁而言，它们根本想不到自己面临的悲惨遭遇竟是一个人无意识往篝火中扔了一段木头组成的，这就像《一天的等待》中九岁的小男孩面临的死亡一样，只是由于偶然听到医生说了一句他自己的体温是一百零二度；对于亨利和凯瑟琳而言，他们的不幸遭遇，即凯瑟琳和婴儿难产而死，仅仅是由于“同床共枕所付出的代价”，由于贪图欢乐，凯瑟琳一不小心怀上了孩子而已。这样，海明威就通过这种象征，完成了自己对悲观人生的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