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着老子看时弊——道德经之砭时篇

针砭时弊（语出《后汉书》）。针者，以针刺也；砭者，以石刮也。指用针刺、砭刮治病。指像医病一样指出、发现时代社会所存在的问题。针砭时弊的目的，就是要反映民间疾苦，鞭挞社会丑恶，弘扬人间正气，揭示社会问题的根源。这是一种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是中国文人的风骨。这种风骨从早期的《诗经》、老子，到现当代的鲁迅、柏杨等等，为历代中国文人志士所保持和发扬，成为了中国文人特有的风骨，为历代中国社会所崇尚。

在纷纷扰扰的春秋战国时期，老子亲历社会的混乱和黑暗，深谙统治者的腐朽和百姓的痛苦，他用锐利的眼光审视着社会现实，通过冷静的思考，痛斥了黑暗的现实，指出了问题的根源，呼吁后世的统治者要秉持大道而行，无为而治，为天下苍生谋福祉。

砭时篇（一）

第十八章：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

意思是：大道废弃了，才会提倡仁义；智谋出现了，才会产生伪诈；六亲不和睦，才会有孝子慈父；国家混乱了，才会有忠臣。

本章老子指出了社会的混乱和病态，并深刻揭示出这是大道废弃而直接导致的结果。

老子认为，最优秀的统治者是顺应天道，无为而治的统治者，就像“大学”中所描写的那样：“呜呼！前王不忘。君子贤其贤而亲其亲，小人乐其乐而利其利，此以没世不忘也。”意思是：啊！前代的君王真是使人难忘啊！君子们能够以前代的君王为榜样，尊重贤人，亲近亲人，一般平民百姓也蒙受恩泽，享受安乐，获得利益。虽然前代的君王已经去世，但人们还是永远不会忘记他们。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后来的君王逐渐不再顺应大道，而是背离大道，舍本逐末。就像在前面章节里所说的那样：一是崇尚贤能，使百姓争夺；二是珍贵金玉难得之货，使百姓暗起盗心；三是炫耀贪欲的事物，使百姓思想惑乱：四是纵马驰骋围猎使人内心狂野。统治者的横征暴敛，穷奢权欲，纵情声色，道德沦丧，使得世风日下，人心不古。这个时候，才开始提倡仁义，以维持统治者的统治地位。看来，仁义是大道废弃之后不得已而为之的东西。

老子说“智慧出，有大伪”，并不是老子反对智慧本身。而是反对伴随着智慧而出现的虚伪、狡诈和欺骗。因为它导致了人与人之间为了争名夺利而进行的尔虞我诈，勾心斗角。正是这些使得国家政治昏乱，家庭六亲不和，这就是为什么社会渴望有忠臣救国，以实现国泰民安；百姓渴望有孝子事亲，以实现家庭和睦的主要原因。

“家贫出孝子，国难显忠臣。”背离大道或者偏离大道，是导致家贫和国难的最核心的原因。孝子和忠臣的出现，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只能暂时延缓体制崩溃的时间。从古至今，你看到过永远兴盛不衰的家庭吗？当然，也不会有永不更替的朝代。

国学家陈柱说得好：“太平盛世，安有忠臣？安乐之家，岂有孝子？然则睹忠臣之可贵，必国之昏乱矣；睹孝子之可贵，必其家有不和矣。然则知仁义之可贵，则天下必不仁义者矣；是犹鱼知水之可贵，则必已有失水之患者矣！”

如果世上真有秉守大道的明君、贤君，就无所谓忠臣和孝子了。人臣父子各自有道，秉道而行，此谓天道，不是王道。天道废了，王道才得以生存！天道为公，王道为私，以私为国，必然是家天下。家天下里的忠臣、奸臣，忠的是谁，奸的又是谁呢？因此，孙中山先生曾提出“天下为公”。

封建社会形成的伦理纲常，就是在天下为私的环境里产生的，用来教化臣子和百姓，以求忠臣护国，孝子齐家，以维护社会的发展和稳定。

历史上的忠臣大致有两种：一种是得以施展才华而救国的；一种则是因不被使用而亡国的。前一种，周有姜尚、周公旦，汉有张良、萧何，三国有诸葛亮，唐有魏征，宋有包拯，明有于谦、海瑞，清有曾国藩、林则徐。后一种，商有比干，周有屈原、伍子胥，宋有文天祥、明有袁蔡焕等等。他们都是受命于危难时刻，却因是否能够得到信任而产生不同的结果。

历史上的孝子，大都是在非常困难的境遇里产生的。以《二十四孝》为例，虞舜的孝，是因为对父母和弟弟的迫害而不怨恨，仍恭敬事亲而显示出来的；老莱子的孝，是因为他已经七八十岁了，该到了被人孝敬的年龄了，还娱乐母亲；周郯的孝，是因为他冒着生命的危险入鹿群取鹿乳为给双亲治病；子路的孝，是因家里太过贫困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