汶川地震发生后，全国人民都行动起来了。我也捐了款，并参加了中央电视台等多家单位组织的多首“抗震救灾”歌曲的录制，也四处奔波参加了多场“抗震救灾”的义演。包括我在内的每一位歌手都随着旋律而颤抖、而流泪，面对同胞的磨难，那一种悲恸刻骨铭心、永生难忘。
15日晚，在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我当了一晚上接听捐款热线电话的志愿者，为中华儿女在灾难面前所体现出来的团结和大爱而感动。
但在大后方的这种支援，我觉得始终不足以表达我对灾区同胞的支持。我想到灾区最前方、最前线去做志愿者！然而，当我向有关部门几次提出申请时，他们都婉言谢绝了我，原因很简单：自己就不方便，怎么去帮助别人，去了可能还会添乱。
在多方申请后，由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和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健康863网组成的心理救援团终于“收编”了我，让我成为了其中唯一的非专业志愿者，而与我同行前往灾区的伙伴们则全是具有高级职称的心理学专家。
经过半天的紧急心理知识培训，我们21号到达成都，随后到都江堰重灾区。
在都江堰一处倒塌了的房屋前，一位刚刚失去了几个月孩子的中年汉子，我把他叫大哥。大哥见到我，向我不停的倾诉他曾经的辛苦和现在的疼痛，神志甚至有些恍惚。此时，我惟有倾听，可能就是比较好的一种心理安慰吧，就让他讲出来、甚至哭出来吧。
在四川省人民医院里，不太宽敞的走廊上摆满了病床，我申请重点看望被截肢的同胞。医护人员向我介绍一个叫婷婷的16岁女孩，她的左腿在地震后被截肢了，一个花季少女在突然间失去一条腿后陷入极度痛楚和迷茫，一直很少说话。
我走到她的床前，轻轻的问她：“我叫李琛，我能为你唱一首歌吗？”她似乎认出我来，脸上露出了一丝微笑：“你是唱《窗外》的李琛吗？好啊，好啊。”
这时候，走廊里的其他伤员，还有医护人员，异口同声的说：“好啊，好啊！”并鼓起了掌。
我弹起吉他，唱起了《窗外》，她也和我一起小声唱了起来。脸上的表情也越加松弛和生动起来。她告诉我她最喜欢张韶涵的歌，我就给她伴奏，我们一起唱《隐形的翅膀》等好几首歌，紧张的空气活跃起来。
在掌声和我的鼓励下，婷婷问我：“你看我能当歌手吗？”
我马上说：“你太能了！”这并不是一味的鼓励，而是我从心里觉得小女孩对音准、对节奏把握的都非常好。我接着对她说：“你看我都能当歌手，你就更没有问题了。而且我们的歌坛目前最缺少像你这样美女型的偶像歌手。你很有希望！”
这也许是灾难降临以来婷婷的第一次微笑，第一次歌唱，第一次欢欣雀跃，第一次对前途充满憧憬。有这么多人的关爱，我相信，婷婷会积极的走出苦难走向美好的未来。
在成都西郊体育场，那里搭建着一排排帐篷。我和一对母子交谈，妈妈看见我很兴奋，她说她看过我的节目，知道我十岁以前在四川雅安生活过三年，还知道我是四川的女婿。谈起来非常亲切，只是她帅气的孩子很内向孤僻，原来孩子是在单亲家庭长大。我们交流后，妈妈用我做“教材”，对儿子说：“李琛叔叔也是单亲家庭长大，你多向他学习。”我带着他一起在帐篷里歌唱。面对妈妈和大家的鼓励，孩子也露出了久违的笑容，有些羞涩，也很真实。
还有一位老师，他的学校400多名同学地震之后只剩下了100多人，他悲痛欲绝，非常自责。这位汉子今天也露出了笑容。或许，这一刻的笑容是很短暂的，但愿这短暂的一刻，能让他的心好受一些。
在四川的这几天里，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把自己腿上四条十几公分长的手术刀口给家人以外的很多人看。这时候，我已经忘却了临时学习的心理学知识——我并不是心理学专家，我也并非去为他们进行心理治疗。我只是用我自己的行动告诉他们：人生的路还有很长，只要我们还拥有生命，我们就同样能活出人生的精彩！
或许是我特殊的身体状况，也或许是我和四川的缘分，他们更愿意把我当作他们的朋友，而我也是真诚的把他们当作朋友。这些天，我并没有觉得我是在工作，反而从他们坚定的眼神中，我接受了人性的教育、心灵的洗礼。
虽然顶着余震，但是我觉得为了可爱的同胞，所有的风险都可以去冒，所有的牺牲都可以去做。25号，我被邀请到湖北参加一个赈灾义演，暂时离开四川。
如果有关部门允许，我还是要继续回到灾区第一线。因为，我觉得对灾区的救援，对灾民的帮助，是每一位志愿者长久的责任。
从灾区回来，我也更加感受到磨难之后，我们应该更加坚强，而且也可以有微笑。当我们哭泣面对不可改变的事实的时候，我们何不化悲痛为力量、化悲观为乐观呢？
我亲爱的同胞们，我每一天每一夜为你们深深祈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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