状元府第

状元是科举制度的产物，状元府则是状元的遗存。

状元是科举考试中殿试考取一甲第一名的人。   这个名字自从它产生一直到今天，都是一个响当当令人赞叹的名字，以至于人们对时下高考分数第一的人还以“状元”名之。

中国的科举，始于隋朝，从隋炀帝废九品中正(公元607年)设进士科到今天已经有一千三百多年的历史。唐置进士、秀才等科，其后特重进士科。唐宋科举以诗赋为主，王安石改用经义，宋以后均用其法。明清时期，士子经童子试录取者称为生员(秀才)，生员经乡试录取者称举人，举人在京会试录取者称贡生，贡生经殿试录取者称进士。进士分三甲，第一甲第一名为状元，第二名为榜眼，第三名为探花。进士即授官职。明清科举为八股文，每篇由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八部分组成，题目多取自“四书”、“五经”。

科举制度是封建时期统治阶级为其统治需要而设立的选才纳士的手段和途径，尽管它存在很多不足，然功名利禄皆于此出，遂使天下士子将一身有限精力尽投其中。吴敬梓《范进中举》所刻画的范进中举后狂喜而癫的故事，揭示的正是这一历史现象。我曾到南京参观过秦淮河畔的江南贡院，那是中国古代最大的科举考场。占地数万平方米，考舍二万余间。朱雀桥边野花正红，乌衣巷口夕阳依旧，王谢堂前银燕低绕，桨声灯影秦淮人家。但今天十里秦淮既看不到孔尚任《桃花扇》名媛李香君的花容月貌，又听不到风流解元唐伯虎点秋香的轶闻趣事，也感觉不到江南贡院当年的繁华和喧闹。那些仿制的考舍静静地藏在角落里，承载着众多学子燃烛苦读的故事，映照着无数考生研墨挥毫的身影。

明以前，由于开发较晚，文化落后，贵州没有资格在省城设乡试，没有授予举人的资格，贵州士人得远道去湖广、云南参加乡试。在外省中举人后，才能进京参加会试，考进士。这极大地制约了贵州人才的显现。嘉靖年间，贵州思南人田秋奏请朝廷在贵州单独开科设乡试。又经巡按御史上奏，获得朝廷批准，贵州才有了设科乡试的资格。从此以后，贵州出现了“三千举人、七百进士”的盛况。不过明清两朝五百多年间，贵州总共才出了三个状元，与发达地区相比差距甚远，但比起相邻的云南来，这也让贵州人感到很欣慰了。

贵州的第一个状元是武状元，名叫曹维城，贵阳人，于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夺取了全国武科魁首，时年20岁。有关曹维城中状元后的业绩和境况，我查找了诸多书籍和网站，仅在明清状元名册里找到了他的名字，其他一无所获。

贵州的第二个状元是文状元，叫赵以炯，字仲莹，又字鹤林，贵阳花溪青岩人。生于清咸丰七年（1857年），卒于清光绪三十二年（1900年），终年50岁。赵二十三岁中已卯科举人，三十岁时与其弟赵以煃赴京会试，兄弟二人同中丙午科进士，同年殿试，获一甲第一名，状元及第，夺魁天下，为贵州前所未有，举国惊异。当时在京城任监察御史的贵州人李端棻闻讯甚是喜悦，挥毫书联以贺：“沐熙朝未有殊恩，听传胪初唱一声，九十人中，先将胜名宣阙下；喜吾黔乡钟灵气，忆仙笔留题数语，五百年后，果然文物胜江南。”回贵州后又在贵阳君子亭留下了“游钓记芳踪，重看莲沼清波，君子高风同仰止；吾黔钟灵气，为报杏林春暖，状元及第正归来”的佳句。大诗人黎庶昌也深受振动，写了一篇《赠赵殿撰序》。赵以炯中状元后，授翰林院编修。光绪十四年（1888年）出任四川乡试副考官。1889年光绪皇帝大婚，慈禧太后指定赵以炯和前科状元王人川担任“发蜡”差事，被赐红顶戴帽珠，使赵、王二人成为清朝状元113人中戴过红顶的人。光绪十七年（1891年）出任提督广西学政。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出任顺天考官。后回乡讲学，终老故里，在青岩镇留下了一座状元府。

 寻着早被遗弃的古驿道，走过徐霞客曾经走过的青岩桥，便进入了古青岩的北门。北门一带叫青岩北街，状元府就坐落与北街相接的状元街上。状元街宽不足两米，但十分整洁，残蚀的石墙，灰黄的木房显示了它的苍桑古老。顺着这条街往前走，可到青岩的天主堂和万寿宫，直达古青岩的定广门。

这是一座并不宽敞的院落。府门上高悬一块木制匾额，上书”文魁”二字，门柱上 “鹤琴谱誌、论语传家”的对联彰显着状元府的文化氛围。外地人称它为“状元府”，但青岩当地人称它为“状元故居”。

状元府由两进四合院构成，坐南向北，占地约千余平方米。房屋建于清代中晚期，现均保存完好。中式结构，上覆青瓦，木质的房柱门窗壁板，斑驳暗红中透出时间的久远。一进院左边厢房为管理人员售票、办公处。右边厢房分前后两室，前室约十个平方米，挂有今人书法二幅；后室展存着有关中国科举制度的相关资料和图片，大体概述了中国科举制度产生发展至灭亡的历史。两院过堂房柱有王萼华先生所书对联“山川遗故宅，文史赐科名”。左室陈列有部分青岩古遗迹旧照；右室悬挂中国画轴十八幅，记述了赵以炯自幼发蒙至告老还乡使人振奋又让人唉叹的故事。二进院的正堂中室为赵氏神龛，有赵以炯已经发黄泛白的画像，画像下的长案上放着一只香炉，看似曾经有人在那上过香；左室有赵以炯曾经用过的木床，床饰木雕十分精美；右室陈列着与赵状元有关的物件：一个砚台，一驾马鞍，一幅状元书写的扇面，一张他为龙泉寺老和尚塔题字的拓片，几帧手书对联。最惹眼的是那份藏于中国历史档案馆的皇上颁布的诰示复印件，上有“金榜  奉天承运，皇帝制曰光绪十二年四月二十一日策试天下贡生……第一甲赐进士及第第一名赵以炯，贵州贵阳府人”字样，名册中还有“第二甲赐同进士出身，第十名赵以煃，贵州贵阳府人”字样。赵以炯兄弟四人，据记载三人中进士，一人夺经魁，赵以煃就是赵以炯的四弟。

贵州第三个状元也是文状元，叫夏同和，字用清，1868年生，贵州麻江人。父亲夏延源，国学生，曾任知府等职。同和自幼十分聪明，喜与同学赛读《三字经》、《百家姓》、《幼学琼林》。父去世后，曾随在广东任道员的同彝兄就读，清光绪19年(1893年)，参加顺天乡试，中癸已科举人，列前茅，恩准赴京殿试，以精辟的见地和流畅的文章，博得了主考官吏部尚书孙家鼐等8名大臣的赞赏，结果被光绪帝“亲笔御点”为状元，赐状元鼎帽、披翎、朝带等物，授翰林院修撰。1906年,在西方文化和工业文明影响下,清政府派夏同和东渡日本,学习工业和经济,1912年回国,成为中国自有科举制度以来第一位具有状元和留学学历身份的人。辛亥革命后,夏同和闲居贵阳团井巷私邸,1913年曾参加过国民政府在全国开展的宪政竞选活动，是贵州选出的参、众两院议员之一，1920年至1923年，其出任江西省实业厅厅长，两年后返京。1925年病逝于北京劈柴胡同住所，终年57岁，安葬于北京阜城门外西八里庄青龙塔附近。

位于麻江县贤昌乡高枧村狮子山脚的夏同和故居，距县城8公里。沙砖木结构，木椽青瓦，坐北向南，占地约400平方米。院内天井石条砌坎，石板墁地。门楼竖挂“状元第”蓝底烫金匾一块。门两侧书刻“随时爱景光，努力崇明德”楹联一幅。门楼共3间一栋，两厢房及正厅组成四合院，外有砖墙围护。光绪二十年(1899)，夏同和返乡省亲祭祖，曾在此宅第居住过32天。为褒状元声誉，民国初年将座落在北京劈柴(胡同)五条南口北路的寓所称“夏状元第”。

除了上述的两座状元府外，我用了很多时间和精力试图找到更多的与三个状元有关的遗迹。在赵状元府我见过一张赵状元坟墓照片，经打听说在歪脚村，按照路人的指点，我步行到离青岩镇三里外的歪脚村寻找状元坟，但早已没了踪影。路遇一花甲老人，他告诉我说状元坟原在歪脚寨侧的一土丘上，1976年建农田将赵状元坟拆毁，将状元遗骨用装小鸭的竹篓装着与其他两坟一并迁到后山僻静处，无任何记号，如今只有当事人知道它藏在哪个角落了。

记得在贵阳市邮电大楼背后曾有一条“曹状元街”，后来改成了“市场路”，八十年代那里盛销旧西服，所以还算知名。在贵阳下合群路东侧有一条夏状元街，此街的35号现有一座清真寺。想必当年这条状元街很是繁华，但经过一百多年岁月的消磨，人为的翻修改造，早已没了当年状元街的影迹。如今有些小商摆着小摊，有几个新疆人烤着羊肉串，徐徐的青烟缭绕着夏状元的路牌，或许这样的情景会勾起一些老贵阳人怀旧的思绪和愁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