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上半年，运城市文物局组织专业人员到全市14个市、县国有博物馆进行馆藏文物数据调查采集巡回登录工作。4月初在稷山博物馆登录时，该馆收藏的几方宋金时期石、陶棺引起我们的关注。现介绍于下：

    1. 嘉祐四年(1059年)石棺。石棺前高后低，顶底齐全，体量较小。前高0.67、后高0.50米，盖长0.96、前宽0.39、后宽0.29米，盖顶呈圆弓背状，盖侧雕刻牡丹花卉纹。两侧棺板略呈平行四边形，上侧长0.64、下侧长0.62米，略有区别。棺板厚0.075米。棺盖断为三节，右侧棺板断为两节，其余保存完整。左侧棺板腹部刻有“嘉祐四年八月十五日建立宝塔大葬舍利，维那头贺■、卫■、贺政、杨万真、赵文立，旷劫而难逢，难过后记之”题记(图一)。

    2. 熙宁元年(1068年)石棺。1993 年稷山县稷峰镇上迪村农民取土发现。石棺前高后低，体量较大，保存较完整。前高1.08、后高0.72米。底座长方形，长2.13米。顶盖呈弓背八棱状，长2.20米。左右两侧线刻缠枝牡丹花纹。棺板厚0.057米，石棺前档中部辟长方形门框，门框两侧下方各雕一方长方形门墩石；上框门楣雕门簪两枚。石棺后档竖刻10行铭文，内容为“稷山县上遆村彭泽墓铭，讳泽，字伯仁，娶卫氏女。祖彭千，字忠仁，娶张氏女。父思厚，字见仁，娶宁氏女。子彭泽。男彭定，字安，娶小张村李氏女。孙男二人，长彭寔，娶王村王氏女。次子彭有孚，娶杨氏，南京判官之侄女也。熙宁元年八月二十日庚申葬上迪村之北。男彭定书。石匠董政、赵谊”(图二)。

    3. 小石棺。1982年发现于化峪镇梁村。盖遗失。长0.63米、前高0.25、后高0.22米，前档宽0.41、后档宽0.27米、深0.14米，棺壁厚0.047米。前档刻牡丹花卉纹(图三)。

    4. “第十六”陶棺，陶棺前高后低，灰陶质地。前高0.52、后高0.40、通长0.76米。顶盖前呈卷云状装饰，宽0.41米。底座长0.75、高0.09米，出棱。前档宽0.28、后档宽0.22米。前档中部线刻扇板门，每扇门钉三排，每排两枚。对称门环各一枚。板门上方与底座上皆刻“第十六”题记，盖顶刻“第六”题记。棺壁厚0.02米(图四)。

   5. “金”字陶棺。形制与以上陶棺大体相同。通长0.85、前高0.57、后高0.46米。棺盖前宽0.45、后宽0.34米。棺壁厚0.02米。前档亦刻双扇板门，每扇三排门钉，每排四枚。对称门环各一枚。板门上方装饰菱形门簪两枚。板门与棺盖上刻“金”字题记。

    关于石、陶棺的时代。除嘉祐四年与熙宁元年石棺年代日月清晰之外，小石棺与2个陶棺均无年款题记，只可推测判断其时代。小型石棺在运城市域范围内出土不多，临猗县博物馆保存有两方可资参考。一方为该县猗氏镇丰坡仁寿寺塔地宫1972年出土的顶盖有线刻花卉纹的石棺，长0.7、宽0.55、高0.56米，框板无雕饰。同出土的还有两方小型银棺。其中一方题刻有北宋嘉祐元年(1056年)制造字样。另一方为县城内妙道寺双塔西塔地宫1997年出土的石棺，长0.92、宽0.62、高0.6米，顶盖与框板皆有线刻花卉纹雕饰。同时出土的亦有一方小型银棺与北宋熙宁二年(1069年)雕刻的长方形“大宋河东府猗氏县妙道寺创建安葬舍利塔地宫记”石碣。这两方石棺虽皆比稷山小石棺略大，但大体形制与线刻花卉雕饰都风格接近。因此，该石棺亦应定为宋代较妥。

陶棺在运城市一带出土过不少，仅永济市博物馆就保存有上世纪80年代出土的17个陶棺[1]。这批陶棺长0.3至0.5米，宽不足0.3米，高0.2至0.5米，为小型陶棺。陶质分红陶与灰陶两种，部分绿釉。形制多为前高后低状。顶盖分瓦背弓形与双坡人字屋顶形，瓦背形顶盖前端多有卷云状塑饰，与稷山两方陶棺顶盖装饰风格相近。这17方陶棺除3方为元代之外，其余皆为宋金时期。稷山陶棺比永济所有陶棺体量都大，陶质也精良，或为地域风格区别所致，但制作时代也应该是宋金时期。另外，永济市博物馆还保存有一方长2.2、前宽1.1、后宽0.85、前高1.38、后高0.75米的大型金代贞元元年(1153年)石棺[2]。盖棺前档雕有侍从、花卉、年代及墓主人亲属有关题记。左右棺板线刻二十四孝图。顶盖前端线刻飞天流云图案，尤其是前端卷云状形制与稷山两方陶棺颇为相似，无疑也为稷山陶棺的时代断定增添了参考依据。

有关问题的探讨：

1. 宋嘉祐四年(1059年)石棺提供的佛教信息。从该棺题记得知，此棺当为宋塔地宫收藏高僧舍利子所用。由佛寺内的五位僧人经办此事并题刻留记。另外，题记还提供一个信息，“旷劫而难逢”指什么？似指寺院经过一次较大的灾难。何灾何难？无其他记载。揣度应有两种可能。一是自然灾难导致寺院受损。或地震房屋坍塌；或大旱、虫灾人民饥馑，然地方志书均无记载，可能性很小。二是人为灾难。或寺院遭偷被劫损失严重；或朝廷抑法灭法寺院荒废；或高僧圆寂失去住持等。然朝廷抑法灭法无载，历史上有名的“三武灭法”都与此无关。寺院遭盗受劫或高僧圆寂皆为重大变故，视为劫难似乎都有可能。究系何由有待进一步考究或新资料问世后证实。

2. 熙宁元年(1068年)石棺体量较大，门框、门墩石、门簪等雕饰齐全，缠枝花卉装饰，为仿居室石棺规制。应为死者真身丧葬之设置。该棺题刻提供了三方面信息。一是彭氏家族的完整概况。墓主人为彭泽。彭泽的祖父母、父母、本人、子媳、孙辈等阖家五代名讳及女流姓氏都介绍得一清二楚，这对我们了解或研究当地彭氏家族的历史和相关信息提供了珍贵史料。同时，如此一个石棺上全面反映一个家族的五代状况在晋西南一带绝无仅有，在其他地方似乎也极其罕见。二是该棺的准确下葬时间。这里，除准确的年月日之外，还有“庚申葬上遆村之北”。这个“庚申”应指下葬时辰，即下午3时至5时。据了解，稷山县一带，现今埋葬死者，大都在下午3时至5时之间进行。多是3时起灵，到棺材下葬入土4时多了。由此看来，这个风俗习惯在当地至少有九百多年了。三是该棺的埋葬地址。我国自古以来有族坟地之讲究，即人死后埋于该家族的坟地之中。历代皇家墓地规模巨大除外，国内最大的族坟地应是山东曲阜的孔林，占地约3000余亩[3]，可谓天下墓地之最了。稷山县上遆村彭氏家族的墓地，应该就在“上遆村之北”了，虽未找到其他同期墓作证，但这应该是毋庸置疑的事实。在此应指出的是，上遆村的历史演变需稍作说明。宋代的“上遆村”即现今的“上迪村”。“遆”音题，作姓氏用，为不常用的字，《新华字典》与《辞源》中均未载，只在《辞海》、《中华大字典》或其他大型工具书中有载。“迪”音狄，作开导讲，“启迪”即常用之词，凡普通工具书中均有记载。二者发音近似，加之稷山方言习惯，转借之用甚为正常。上迪村原属下迪乡所辖，行政区划改革合并乡镇时划归稷峰镇(原城关镇)。然何时将“上遆村”演变为“上迪村”，在九百多年的历史长河中就不得而知了。

3. “第十六”陶棺与“金”字陶棺所涵信息判断。“第十六”与“金”字都为棺板上不同位置的刻字。“第十六”刻于前档板门上方与底座上，同时棺盖顶刻“第六”题记；“金”字亦刻于前档板门与顶盖上。显然，这应是制棺时编码。因制作陶棺分底板、板框、顶盖三者配套组合，底板与板框合粘一体，棺盖分而合配。推想当时制作陶棺为手工专业户为之，为防止不同大小陶棺之间或相同陶棺之间制作误差搭配失当，故采用编码便于各归其位。若此判断无误，“第十六”陶棺顶盖“第六”题刻，应该是“第十六”缺字之误了。那么，“金”字陶棺则可能是按金木水火土五行排序编码而不会是历史朝代标记了。

4. 稷山县宋金时期擅长制作石棺的有关信息，前面述及。永济市博物馆保存有一方金代贞元元年(1153年)大型石棺[4]。该棺1979年4月发现于原永济县张营公社北杨大队。棺前档下部有两处题刻，右侧刻“儿男姚吉、儿男姚□(维)、儿男姚隐，新妇张氏、新妇杨氏、新妇樊氏”。左侧“贞元元年十月十四日埋殡了。棺郭(椁)于降(绛)州稷山县石□(匠)董博士造。价钱五百贯。后人卖了，永劫不作人身。”右侧记载墓主人后嗣姓名及婚配妇人姓氏；左侧记述出殡时间、石匠籍贯姓氏、石棺造价及后人若昧心变卖石棺应遭报应的谶语。由此得知，石棺为稷山县董博士制作。熙宁元年(1068年)石棺题刻有“石匠董政、赵谊”。两棺时间相隔85年，又分别出土于百里之外的永济与稷山两县，然皆出于稷山县董氏。由此观之，在宋金时期，稷山县董氏制作石棺技术精湛，闻名遐迩，产品行销晋西南各地。然两方董氏所造石棺是否出自一个家族，不得而知，无法揣度，但不是没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