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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的学说,古往今来被讲得很多。我觉得,他最大的努力是从家庭伦理引伸到社会伦理,试图建立一个“尊尊”、“亲亲”的礼仪世界。尊重一切该尊重的人和事,亲善一切亲友并推及他人,他觉得,这样就可以建立王道和仁政。所以,他把自己所有学说的目标定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陈寅恪先生说儒家的最大贡献在“公私制度方面”,就是这个道理。
要达到这个目标,孔子提出了一个人格基础,那就是君子之道;又提出了一个行为规则,那就是中庸之道。我认为,他在“公私制度方面”的不少主张有可能早已过时,但是君子之道和中庸之道却有永远的价值,必须进入我们的文化记忆。
对于君子之道,孔子并没有对君子下定义,却划出了一道道君子与小人的分界线,让我们知道君子是什么,以及作为对立面的小人是什么。例如大家熟悉的“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小人反是”;“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等等。我觉得划分君子和小人的界线,具有极高的学术意义和实践意义。而且直到今天,我们还找不出另外的科学概念能替代这两个命题。今天中国文化界如果有什么令人担忧的趋向,就是君子话语常常被小人话语所淹没。美国一位学者曾借用小人的概念说出过一句至理名言:“所谓伟大的时代,也就是谁也不把小人放在眼里的时代”。
对于中庸之道,过去常被我们误解成“和稀泥”、“骑墙派”,其实它的本义是反对极端主义,寻找大家都能接受的一种“合适”和“恰当”。这在当代世界恐怖主义和单边主义都很张扬的时候,特别能显现意义。孔子认为,只有这种中庸,也就是合适和恰当,才能沟通一切人、关爱一切人,因此是“至德”。
君子之道和中庸之道,是中华文化的基本特征,我们不能失去对这两道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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