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堡特的翻译观及其对典籍英译的启示

  洪堡特认为：原作的可译性与不可译性是辩证的；针对不同的受众和翻译目的，要采用不同的翻译策略；要充分发掘译入语的潜能；典籍翻译的首要标准是“简单忠实”，最高目标是让读者领略到一丝的异国情调；多译本并存是必要的，因为翻译是同样精神的不同影像，每种译文只是传达了能把握住和能再现出的那部分精神。洪堡特的这些思想对汉语典籍英译的理论建构和实践活动都有重要启示。

——全文见《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2010年第4期。下文是节选。

  引言

汉语典籍英译理论建构还处于起步阶段，需要借鉴其它学科的研究成果，特别是需要钩沉史海，发掘和整理前贤的理论与方法。在众多的典籍翻译理论家之中，德国语言哲学家威廉·冯·洪堡特（Wilhelm von Humboldt，1767-1835）的思想对我们当前的工作具有颇多借鉴意义。本文试图对他的翻译观进行一次爬梳，并探索其对典籍英译的启示。

   一、洪堡特其人

洪堡特是德国著名教育家、外交家和语言哲学家，是德国古典浪漫主义思想的重要代表。他兴趣广泛、著作颇丰，被誉为是普通语言学之父和对比语言学的奠基人。很多哲学家、文化人类学家、语言学家等都从他著述之中汲取养分和灵感。他的思想曾经影响了包括海德格尔（Heidegger）、维特根斯坦（Wittgenstein）、乔姆斯基（Chomsky）等在内的众多思想家和语言学家。在世界语言种类以惊人的速度消失的今天，严峻的现实促使人们开始反思语言对于人类的意义以及借助语言人们能够创造的“世界”，洪堡特的“语言世界观”等思想再次引发人们的关注、讨论和反思的热潮，如詹姆斯·安德希尔（James Underhill）2009年的新著《洪堡特，世界观与语言》^[1] 就是这一现象的集中体现。

在翻译研究领域，洪堡特也是一个难以绕开的重要译论家。他十分推崇古希腊文化及其民族精神，曾从事过古希腊典籍的翻译活动，译作包括平达（Pindar）的《颂诗》、埃斯库罗斯（Aeschylus）的《阿伽门农》等。在他众多的著述当中，洪堡特曾多次阐述自己的翻译观，但其最主要的思想都集中体现在《阿伽门农》的“译前言”（以下称《译前言》）中。洪堡特的翻译观，尤其是关于典籍翻译的看法，在今天看来仍然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值得我们去深入发掘和广为借鉴。

   二、洪堡特的翻译观

洪堡特的翻译思想涉及翻译的主体（译者）、本体（内容）、受体（译文对象）以及翻译的标准、功能与最高目标等多个方面，具体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因篇幅限制，仅罗列部分内容）：

（一）辩证的（不）可译性

（二）翻译的功能与用途

（三）典籍翻译的首要标准

（四）翻译的最高目标

（五）充分发掘译入语潜能

（六）多译本并存的必要性

（一）辩证的（不）可译性

洪堡特的翻译思想深植于其语言思想之中。道格拉斯·罗宾逊（Douglas Robinson）曾高度评价洪堡特的语言和翻译思想的重要性：“与歌德和施莱尔马赫相比，他这些思想更加彻底、明显地使德国浪漫主义翻译理论建立于浪漫主义语言理论之上，而在浪漫主义语言思想方面，洪堡特是无可争议的大师。”^[2](238) 洪堡特继承和发扬了德国浪漫主义语言思想，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他的“语言世界观”和“语言共性论”。

洪堡特认为，语言处在人与世界之间，人必须通过语言来了解和认识世界。“每一语言都包含着一种独特的世界观”，“都包含着属于某个人类群体的概念和想象方式的完整体系。”^[3](298-299) 语言是一种世界观，也是一种联系思想的方式，“语言在自身中把这两种作用统一了起来。”^[4](47)

洪堡特的语言世界观思想突破了单纯的语言工具论，认为一个民族语言不仅仅能够表达思想，而且能够体现出该民族独特的思维认知方式。他的这种思想集中体现在他的名言——“民族的语言即民族的精神，民族的精神即民族的语言”^[4](50) ——之上。在他看来，“语言不只是表述已知真理的手段，更重要的是，它是揭启未知真理的手段。语言的差异不是声音和符号的差异，而是世界观本身的差异。”^[3](29)

由于每种语言包含了一种独特的世界观，其特殊性（个性）似乎从本质上肯定了不可译性。因为语言的差异性，所以在翻译中“出现差异是必然的，如果有人把最好、最仔细、最忠实的译本拿来进行详细比较，他会惊奇地发现其中的差异，虽然译者只是试图去实现对等性和同一性。”他甚至坦言，“译者越是追求忠实，译文越是偏离，因为追求忠实也就意味着试图去模仿精巧的独特性：这种做法回避了普遍性，译者将不可避免地用另一种不同的特征来匹配每一种特征。”^[5](136)

如果据此认为洪堡特所持的是完全的不可译论，那就错了。尽管有时候他为了充分表达自己的观点而将某些表述推向极端，洪堡特的语言思想总是充满辩证性。洪堡特强调语言的特性，但并不否定语言之间的共性。他认为人类所有的语言具有统一的内在形式，并在此范围内显示出差异，用他的话说就是：“所有的语言都共享一种有机体，其差异乃至对立只能在这种普遍的同一性之内理解。”^[3](236) 洪堡特告诉我们，各民族语言是个性和共性的统一体，“整个人类只有一种语言”，而“每个人都拥有一种特殊的语言”。^[4](60) 他说：“一方面我们可以认为，每一种语言，甚至每一种方言土语，都是与众不同的；而另一方面，从另一角度出发，我们又可以提出这样一个论点：在人类生活中只存在一种语言，而且从来就只有一种语言”，“实际上差异和相似始终同时存在于语言之中，前者使语言分裂，直至最最具体的特点，后者则使语言相互联系，直至构成一个统一体。”^[3](421)

从上面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出：一方面洪堡特明确指出“各种语言在精神实质上独一无二，在结构上也是独特的。这些结构上的特殊性不能抹杀，因而翻译在原则上是不可能的。”^[6](110) 然而，从另一方面来看，他的语言共性论又明确地告诉我们，整个人类只有一种语言，各民族语言因为有统一的“内在形式”，它们之间的理解和翻译又是可能的。正如他的语言思想一样，在“（不）可译论”问题上他持的也是二元辩证的思想。他说：即便是“那些具有高度原创性的作品，因为其独特性，常常被认为是不可译的，但是从一个不同的角度来看，又是可译的。”^[5](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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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结语

总而言之，洪堡特语言观和翻译观对当代汉语典籍的英译具有重大指导作用。洪堡特告诉我们，对一个民族的语言了解越多，对该民族的精神了解就越深。因此，典籍英译可以带上一丝“中国情调”，反映汉民族精神。他的“简单忠实”之翻译标准对汉语典籍英译也十分适用。他对（不）可译性、翻译功能和多译本存在必要性等的探讨，启发了后来的许多翻译理论家。当然，他的其它一些观点，如翻译中的“爱”的思想、原本选择的原则、纯形式（pure form）等，期待着我们去深入发掘和阐释。此外，他的许多说法看似相互矛盾，实则内在统一，也需要学界同仁继续努力去解读和辨析。

   参考文献

[1] Underhill, James W.. Humboldt, Worldview and Language[M]. Eding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09.

[2] Robinson, Douglas. Western Translation Theory: from Herodotus to Nietzsche[M].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6.

[3] 洪堡特. 洪堡特语言哲学文集[C]. 姚小平译. 长沙: 湖南教育出版社, 2001.

[4] 洪堡特. 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的影响[M]. 姚小平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7.

[5] Lefevere, André. (ed). Translation/History/Culture: A Sourcebook[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4.

[6] 谭载喜. 西方翻译理论简史[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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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Huang, Chichung, trans.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M]. New York/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10] 赖  波、夏玉和. 论语（英译本）[M]. 北京: 华语教学出版社, 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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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陈德鸿、张南峰. 西方翻译理论精选[C]. 香港: 香港城市大学出版社,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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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许渊冲. 汉英对照论语[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