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ackie这次负责体育课，总之是阅人无数；而我，还是决定专注地教一个班。不过，选择五年级实在是存了私心的。我跟Jackie说，我要找到一个小天使，然后对他说声“谢谢”。

这还要追溯到半年前。每次去工民小学，行程中都会有半天去探望隔壁老人院的孤老。因为这些老人只能听说哈尼语，所以每人身边还会配个小翻译。我身边的奶奶拾掇得很干净，面目慈善，八十有七，倒也看不出来。刚开始我们跟老人们一起唱唱歌做做游戏，我压根儿就没注意身边那小孩儿。后来交谈渐渐深入，奶奶告诉我，她身子并不太好，全身都痛；前些天更是被屋顶上掉下的瓦片砸到了，在手臂上划下很大的口子。不知为什么，我心里突然涌起一阵悲伤。哈尼族奶奶粗粝的双手，让我想起了十多年前过世的外婆。外婆在病床上终于离开的那一刻，我拉着她的手久久不愿放开。这双布满了褶皱和创口，指节都有些僵硬佝偻的手，这双为我的生命注入了温情与疼爱的手，渐渐在我的手掌里失去了温度。。。我失声哭了出来，不能自已。这时，有双小手轻轻地拍着我的背，一个稚嫩的声音在说，“不要哭，不要哭。”

不知道是不是我过于敏感与自闭，长大之后，总是觉得能够在世俗的奔走中给予我们生命暖意的人越来越少了。而在六月离开三村之后，在某些疲累沮丧的时刻，我会时不时地想起那个拍着我的后背轻声安慰我的小男孩。越是看多了人情世故，就让我越是珍惜那些曾让心头倏然一热的瞬间。

我后来在别人的照片上见到这个小男孩，他应该升入五年级了。

这次刚见到他们的时候，我还是认错了人。拉着班长杨志明问，“你还认不认识我？”杨志明当时也在老人院当小翻译。他当然很莫名，脑袋摇得像个拨浪鼓。这让我非常失望，直到我见到了杨嘎六。

哈尼族很多小孩其实都长得非常俊秀，大眼睛，很深的双眼皮，细巧的脸型；只是一个夏天的太阳把他们晒得更黑了，而冬天的山风又在他们脸上划出了深深浅浅的皲裂。嘎六还记得我，记得那个老人院里呜呜哭泣的没用的大人。他上课话不多，别人跟着老师唱歌跳舞的时候，他时常屁股钉钉似地坐着不动，全班大概也就最调皮的那四五个男孩会有如此叛逆的表现。可是他也不多吵多闹，只是似乎坚持着自己的想法和主张。给他拍照，也是一个劲儿地躲，说是“不喜欢拍照”。可他确实是很耐看的那种孩子，很上相。不笑的时候，眼里的神情有如一泓深潭。

我的确是有点偏心的，总是在课内课外格外地关照他。后来又去了老人院，我叫他去，他不答应，一溜烟地跑开了。等到了老人院，却发现他早已悄悄地跟了过来。大山里这个年纪的男孩大概就是这样，有一点叛逆又有一点害羞，最好别逼着他们干嘛，因为他们其实老早就做好了自己的决定。这一次，我的贴身翻译还是杨嘎六！

我们找到了那个老奶奶，她还是穿着跟夏天见到时一样的粗布小褂，可是却已经不记得我了。我给她看当时的合影，奶奶似乎很抱歉，用哈尼话一个劲儿地说自己年纪大了，眼神不好记性也差。嘎六在我身边老老实实地坐了将近两个小时，细声地有问必答，说起他的哥哥，父亲和母亲。在这里，听到一个孩子说自己家庭健全，总会让我松一口气。我再一次真诚地向他表达我对他的感谢，孩子特别不好意思地笑着，但显然，他完全接收到我的心意，轻松温顺地享受着两个人的聊天。

第三天上课，同班的黄老师好心地给孩子们分发他从新加坡带来的猪肉脯。不多会儿，我却发现班长杨志明趴在了桌上，不时地往地上吐口水。这也是个极其乖巧可爱的男孩，开怀笑起来的样子简直能把太阳融化了，可是那几天他真的很少笑。我为此特地跟班主任打听，老师只是猜测我们的有些故事或行为或许让他想起了已经过世的妈妈。他犯恶心的那天中午，正巧Dr. Diara来学校。看了一下他的状况，应该不是什么大问题。我告诉Dr. Diara有同学反映他可能是对猪肉脯过敏，因为这孩子平常很少吃荤食。医生说的确很有可能发生这种情况，因为这些孩子长期营养不良，缺少荤腥，肝功能都不太好，对骤然吃下的肉类就会感到恶心反胃。

班长不适，却几乎没有人关心。孩子们还是一拥而上地抢夺老师分发的零食和文具，唯独杨嘎六带着一点关切地陪在班长左右。他们俩是睡一个上铺的好兄弟。他们所谓的一个铺，可是比我们大学宿舍更亲近。一件昏暗的泥地小屋，门窗上的条板东一条西一条地耷拉着，夜晚的寒风可以毫无顾忌地直灌进来。屋子里错落地支起八九个上下铺，每张铺子睡两个孩子。白天，把垫被掀起，他们就可以在挤在一起的几张床上自由穿行。一张上铺的梯子没了，男孩们就得先爬上对面的上铺，然后一跃跳到自己的铺上。我站在下面，每次看他们汲着拖鞋，斜跨“深涧”，都觉得心惊胆战。医生给了杨志明几包冲剂，他喝下之后似乎好了些。嘎六一直在下铺守着。

虽说他们给了我们很多的温暖，这里的孩子也会有让我们吃惊的冷漠表现。班长不适无人关心还是小事，上一篇说到Henry的死，同班同学之间的无所谓甚至是以此开玩笑的作为真的吓到了我们。Jackie对此痛心疾首，我却希望给他们的反应找到开脱的说辞。再说《活着》。福贵一家的遭遇要是落在生活充裕的城里人身上，早就该呼天抢地哀叹命运不公了；可是对乡下人、山里人而言，生命有时候就是如此轻率。当发一场高烧、拉一次肚子都可能带走一条命，人的离开和花草衰败、动物的死去大概就没有太大区别了。他们淡然地接受命运，也淡然地接受死亡，不挣扎，不逃避。在有文化的城里人耗费时间思考生命意义的时候，他们只是在活着，顺其自然地活着。

虽然并不想干扰他们的生活，我却还是在最后一天的课堂上强行“灌输”了我的观点。我跟他们说了选择这个班级的原因之一是要找到那个曾经给我生命暖意的“天使”，想要对他说一声感谢。我们并不知道，自己的哪怕一点点的付出或许就会给别人很大的安慰和帮助。天使不仅仅在天上，他就在我们的身边，他也可能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去做那个天使，去爱、去关怀、去付出。。。无法知道我的这番冲动之言他们究竟能不能听懂，但是我们今天所做的一切，只是在播撒一颗种子，不是吗？

走的那天，孩子们还没有全体集中在教室里。坐在靠窗第一排角落的男孩悄悄给了我一个鸡蛋。他叫杨院福，不算最皮，但也是很拧的孩子，你指东他非要往西的那种。过去的三天里面，我除了叫他乖乖坐着，额外给他几颗糖之外，好像也没有太多的交流。可是，他给了我一个鸡蛋！这让我想起圣经新约里的故事。富人捐了很多钱，却舍不得捐出所有的财富；贫穷的女人却给了耶稣她唯一的、所有的财产：上好的膏油。今天，虽然我们给孩子们买了很多零食，捐了很多旧衣物，却始终都及不上这一枚小小的鸡蛋！

全班学唱歌的时候都站了起来，杨院福却老是不好好站直，我问他怎么回事，他指了指膝盖，说“这儿伤了”。挺冷的天儿，他就穿了一条画满米老鼠唐老鸭的单裤，很明显也是捐赠品。卷起薄薄的裤腿，黝黑的皮肤都皲裂了，膝盖下面有一道还在渗着血丝的伤口。幸好伤口不大，一片创可贴就行了。孩子露出感恩的神情，我不忍多看，以免膨胀到自以为真是他们的救世主了。

离别的时候，这孩子不知怎的又递过来一个鸡蛋；虽然他没承认，可我总觉得这是他身边最后一颗蛋了。让他留着自己吃，他固执地不肯收回，霸气的样子好像家里是开养殖场的。我们缺这么一颗鸡蛋吗？当然不。但有几人有我这样的幸运能得到这么一颗无比珍贵的鸡蛋？想到这里，我无比感恩。

可爱的孩子们，杨嘎六、杨志明、王羊果、张龙沙、杨哈者、张中文、杨院福、“小熊猫”李约者、白沙文、李美、杨娟、张新、张松沙、朱建华。。。我记不得你们所有人的名字，却单纯地希望你们所有人都能快乐成长，好好地生活。

杨嘎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