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天晚上在昆明睡得不好，几乎一夜辗转未眠。联系到上次在丽江、大理类似的情况，我认为这是一种轻度高原反应的症状。

 

第二天晚上到了三村，小床床板有点硬，但是被子松软。我们的房间临街，夜晚2点半多仍然有老乡在楼下大声地说着什么，但又听不懂。一晚上来来往往的摩托车不断，我很好奇当地人半夜赶路是要去到哪里。清晨5点，公鸡起床，用公鸭一般嘶哑破裂的打鸣叫醒了前一夜的声响折磨得筋疲力尽的我们。

 

第三晚，我对老乡的夜晚唠嗑和持续不断的摩托声做好了充分的准备，从战略上根本性地藐视它们。结果一夜无梦，睡得格外香甜。此后数晚，无一例外。

 

奇怪的是，无论睡得有多晚，睡得有多不安稳，第二天早上起来都干劲十足。想起又要翻山越岭地去到学校，见到那些孩子，我的内心就充满了快乐与力量；而曾经，那颗心已经透支得空洞干瘪。每天忙忙碌碌，却常常不知道这一切是为了什么。来之前，有个曾经去过泰国支教的朋友对我说，“你要去！你要去！别以为你给他们送去了很多东西，我们从他们身上得到的会多得多。”

 

谁说不是呢？

 

孩子们基本都在学校吃午饭，据说学校午饭是不收钱的。在这样经济条件有限的山区，听说有些孩子一天就吃这么一顿。Elaine是一个娇弱的女生，眉眼精致，长得很洋气，可手脚却纤细得像才十岁的孩子。她早上一般不吃饭，奶奶让她上学校吃，结果那天上了一堂课脸色就发白了。想叫她早点回家，又不能放心让她一个人走一个多小时的山路。结果拖到了下午3点，她说：老师，我身体一阵一阵发冷。在这样一个缺医少药的山区，我们都一时手足无措。只能让她在校长室裹着一床棉被躺着，打电话叫爸爸来接她回家。所幸，第二天小姑娘就活蹦乱跳了，我们估计前一天是没吃早饭低血糖了。

 

说到吃饭这件事，我的脑海中怎么都抹不去那些皮猴子的影子。学校供应的免费午餐还是比较简陋的，基本上是一个蔬菜比如酱爆茄子，另一个可能会带点荤腥比如笋丝炒肉丝，另外再加一大桶冬瓜排骨汤之类的。听其他老师说，肉是我们出钱加的菜，所以真不知道平时他们的午饭里有没有大荤。一桶冬瓜排骨汤，分到每一个孩子，基本也就1-2小块。男孩子们大都抢着吃饭，用神一样的速度地吃完再回来添饭，这样才又能吃到一小块排骨。女孩子大多羞怯退让，也就不可避免面临着吃不到肉的情况。

 

后面两天中午，我都负责分汤。这事儿真不放心让那群皮猴子来做，我得秉持着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让每个人都吃到排骨。老实说，那基本上就是一场战争。我最喜欢的学生之一Vincent，一个课堂上文弱乖巧，每天打上齐整的红领巾，发言必举手的男生，在一桶汤面前，也会把碗塞到你的眼皮子底下，粗声粗气地吼道：“排骨！给我排骨！汤！还有汤！”Jackie后来告诉我，他们之所以每次在排骨之外都要求多加汤，是因为菜量不够，加点汤就容易囫囵吞枣地多塞点饭下去。

 

这是群野孩子，至少在城里人看来。他们打满了饭，一路就吃上了。看到不爱吃的菜就随手一扔，吃完的骨头也随地乱吐，那个叫Hype的臭小子还老是坐在后排女生的桌子上吃饭。一开始我们还教育他们不要在教室随地吐痰随手扔纸屑，可后来发现这就是他们的习惯，而并非有意挑衅。想想看，就在一年前，他们还挤在泥地破瓦的昏暗土屋里上课，我们又何必用所谓高尚的文明礼仪去显示那一点点虚弱的优越感呢？

 

即使他们是如此的“粗鄙”，如此的不易“驯服”，但在我分完汤时，有人却会问我：老师，那你吃什么？我开玩笑地回应：都给你们吃完了，我没的吃了呀。当时就有人把碗往我面前一送，夹起碗里唯一的那块排骨，说：吃我的！还有那个Don，长的一脸机灵相，却也是基本无法管束的皮大王。他懵懵懂懂地抬起脸，从搪瓷碗里挑出所剩不多的一根肉丝递过来。我真的又好笑又好气，还没嗔骂出来，感情却在某一个点上蓦地转成了一股窝心的暖意。

 

下午又是手工课了，那天的内容是造房子。我们发现，手工课是最能让他们安静的课，但其实，我们所能提供的原材料实在是再简陋不过的了。即使从上海运去了几十个大箱子，那也只不过是些简单的颜料、彩笔、白纸、彩纸，而所谓的房子，其实是一些喝剩下的牛奶盒子。孩子们却超级投入，连最倔头倔脑的Hype竟然也突然间安静得像一只顺服的小猫。我在他们之间踱步，看着绿树、骄阳、足球场、小汽车，还有中国大“洒”店和娱乐厅在眼前渐渐现出美丽的生命。真的很难想象，把几只颜色有限的彩笔和几个高低不一的牛奶盒放在城市孩子的面前，会得到怎样的反应？

前几天，我跟朋友吃饭，她带来了三岁的儿子。男孩儿长得虎头虎脑，大眼睛滴溜溜得转。孩子一入座就开始看iPad上的动画片，朋友说只有这样才能让他安静。过一会儿，菜一道道地上了桌，大人想抽掉iPad让孩子开始吃饭，没想到小家伙一句话不说，虎着脸“啪”地猛拍了一下桌子。这一下，就把一桌的大人震慑住了。外婆马上跳出来打圆场：菜还烫，菜还烫，让他再看会儿吧！那天，我看着眼前的这个宝贝，忽然就想到了三村的那堂手工课，想到了Hello用手指蘸着颜料往牛奶盒上涂颜色，想起了Vincent把我扔掉的胶卷盒变成了一辆小轿车的底盘，想起了我最喜欢的小画家Sand一笔一笔画出绿荫里的蓝鲸鱼。。。

 

立拍得拍下了孩子们的笑脸，我真高兴他们小心翼翼地收藏着这些照片。有一天相片会褪色，但是那些我们在一起的美好时光，希望他们今后每一次想起，都仍会有温暖的余味。至少，我会记得。

 

那天放学后，我们还去了离学校最近的一足村，徒步大约半小时。对我而言，这是一个有趣的地方。随处可见的黑猪，有的当街睡觉，有的当众喂奶，还有一群幼崽列队欢迎我们。猪与人相处得很平和，它们一点都没有意识到自己今后的命运。Shark的母亲和继父的家就在这里。一瓦土平房，没有开灯，只有厨房有一孔小小的窗户。下午三点的烈阳明晃刺眼，却无法穿越土墙照进这间屋子。刚进门口是一个猪圈，两头猪是这个家的主要经济来源，其中一头肚子大得都快垂到了地面，据说就快生了，一胎可能有七、八个仔。猪圈和客厅就用几块堆起的砖头隔开。大家都有点吃惊，谁都没见过这种人猪一屋的情景。奇怪的是，这里的黑猪身上很干净，一点味儿都没有，所以生活在一起倒也互不妨碍。Jackie愣头愣脑地问了一句：这里的猪几天洗一次澡？我斜眼看她，差点笑出声来，但我自己也对此心存狐疑。主人解释说本地猪吃的不是化学饲料，所以不臭。后来几天，新加坡来的Annie随口抱怨我们吃饭的小饭馆灶头很脏，我暗想：这里的土菜跟上海的地沟油高贵豪华餐相比，真不知道谁比谁更脏呢？

 

在一足村，我们撞上了自己班的学生Pierre、Sand、Kevin、Zack、Wilson和Howard。今天想起那日的情景，恍如隔世，而这一切，不过发生在两个多礼拜之前。

 

这天特别的累。上课已是声嘶力竭，下课又就着高高低低的山路绕走了一个村子，晚上还得跟Jackie、Eve讨论第二天的课程。洗澡水越流越细，越流越冷，因为这个，我后来连着三天没洗头，一直憋到回了昆明。但是，每一天清晨起床，不论窗外是天晴还是大雨，想到很快又能见到我们可爱又吵闹的学生们，新一天的战斗又开始了，我就对出发满怀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