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内4A广告公司工作还能每天腾出时间来写日志，这几乎不现实；所以日志变成周志，是在预料之中。上周忙到个四脚朝天，连着三个晚上10点才回到家。

其中有两个晚上是消费者调研。一般情况下，调研材料准备好就不变了，最多微调，如是才能对各场反映有所比较。这个客户的操作方法比较特别一点。我觉得应该做定量的调研他们非要做定性，而仅仅在上海做三场就能以管窥豹了吗？Anyway,打听下来似乎是他们大老板的意思，事已至此，多说无益了。然而，他们在前一晚两场之后要求重新大调所有concept，晚上9点散会，第二天下午2点交稿。2点见面相谈，还是有些意见，五、六张嘴里不断冒出各式各样的想法。这让我一时有点烦躁：他大爷的，你们只要轻飘飘信口一说，老娘我还要冥思苦想把诸多意见塞进每个concept，为啥当初就不能写个清楚点的brief呢？？！！客户部呢？客户部怎么控制客户的？？！！！

他们给了我不到一小时的修改时间。5点，客户回来的时候，东西仍在修改中。5点半多，调研用的中文版完成。问客户，可不可以直接过中文版？英文我们用嘴巴讲？座谈会6点半开始，不抓紧可能会赶不上。客户老大听座谈会时都不戴同声传译的耳麦，中文水平想来应该不赖。没料这时忽然绷着一张poker face，说：“不行，我要英文版的，打印出来，一人一份！”

6点钟开始过英文版，照例又是一通七嘴八舌，还找个了新面孔，带来了新意见。我本来有些着急，这样的进度想要准时开始几乎是不可能了，而调研对象都已经到了。要在从前，本人可能会气急攻心，暗中发上一万遍“老娘不干了”的咒怨！可那天倒是迅速调整了心态，冷静！冷静！既然您不着急，那我也不着急。。。6点45分，终于改完。这是我第一次碰到在调研前如此狼狈的情形。

嘹亮哥悄悄问我，“你刚才压力大吗？他们逼得太厉害了，我紧张得全身发抖。。。”唉！这一次，我没发抖，因为焦虑、紧张、怨恨......所有的负面情绪都对完成工作没有任何帮助；而有时候还必须有点死猪不怕开水烫的精神：我已经尽力了，你又能奈我如何？不管你觉得我有没有能力，我也还是我，既不能因此就变得更好些，也不会更糟。

广告公司本来就是个高压力的环境，国内尤甚 -- 时间紧、预算低、工作多、客户方向不明确、朝令夕改，等等等等。那些所谓成功的大佬们倒的确都有一个共同的特质：不把压力当回事，或者懂得如何快速解压；不然根本撑不住。

另有一个晚上跟纽约电话会议。9点开始，照例先是一番“good morning”、“good evening”时空错乱般的寒暄。纽约的planner声音里带着一付抽也抽不醒的慵懒，让大家都提不上劲来。

听说前一晚的会议才是个冷笑话。原计划总部客户brief一个新工作，结果做决定的大客户休假去了，brief没人确定，于是就变成了总部客户跟区域客户（注：都是些做不了决定的主）电话讨论，我们一旁伺候听着。因为这种总部、区域、中国的复杂管控关系，吉拉德和强尼马他们那组已经连着三晚等到9点了。没有了生活的广告人，除了奢求每天能多睡一小时之外，还能有多少对于Great Works的渴望呢？

我的好朋友蔡女士又病了，咳嗽、头痛，这几乎成了一个纠缠她的顽疾。而这个礼拜的大半周，她还在河北保定出差。她对自己状态的形容是crazy and busy，在接下去的两周里，还有无数的workshop、concall、business trip、presentation and meeting在等着她。

而我被通知又要接两个比稿。不得不对汉斯哥直言我的组已经"terribly overloaded...and I wanna cry"，汉斯哥表示理解却又无可奈何。看着堂堂一个大中国区的老板可怜兮兮地说，要不我来帮你做一个吧，我也只能故作大度地摆摆手回答，算了算了。。。幸好我有嘹亮哥和奥尼大叔，他们单纯的热情现在成了化解我负面情绪的良药。虽然我们时不时地互相嘲笑，但也越来越多战友般的安慰与鼓励。想到他们，我很感恩。

Jon Steel在Perfect Pitch里提到，他去一家新公司上任之始就跟人事部要求 -- 他手下的planner年假不能限定，带薪休假无论几天都必须批准。因为他相信，对于一个创意公司的planner来说，天天坐在办公室里是不可能了解市场和消费者的，是不可能跟上新趋势的脚步，也不可能收到灵感、产生好的idea。这个要求听上去有点匪夷所思，可一年的实践下来，他的planner中最多也只休了20天的年假。一个成熟的职业人理应知道该怎样控制自己，回报善待与宽容。

当外人批评国内的广告作品脱离生活的时候，你们知不知道：其实我们几乎没有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