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张了一个星期的提案，在国庆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被老板彻底推翻。一个美国人，很自负，非常自负，喜欢用millions of或tons of来形容自己丰富的经历。

 

争论来自于对目标消费群的界定和整个提案的结构。他说我们没有按照客户简报的人群去作分析，偏了、全偏了；我想你前两天没睡醒怎么着，今天才睁开眼睛看到这问题啊。他说我们从哪个“idiot”的杂志上摘抄了这些目标人群的引言；我想这个“idiot”的杂志就是贵国的TIME magazine。他说没有高屋建瓴的结构，只有一堆零零碎碎的shit；我想这里的客户才不稀罕看你空而无味的营销知识教化呢。

 

好吧，你是老板，我要学乖一点，我要听话。

 

从前再怎么争，都还希望提案能顺利通过；那天提案，我觉得我心里是有点恶念的。恶念发威的结果是老板被当头一棒。客户真正希望到达的人群正是我们先前设定的那群；客户更希望看到的是Idea，而不是所谓的方向和策略。老板很是悻悻，咕哝着他做这个客户以来没有一个提案是顺利通过的。

 

这让我想起了当年在JWT Toronto的日子。很痛苦。痛苦的最大原因不在于某些白人同事的傲慢轻视，不在于我是公司英语讲得最差的那个，而是在于我对当地的消费者没有实在的认知。消费者认知就好像是广告创意的源头，缺乏源头的广告是轻飘飘的，而这种没有着落的感觉剥夺了我对广告的一切热情。我想，今天对于我的老板来说，也是同样的情形。当然，他或许并不需要这种热情，而现实一点大概是在一个不顺意的环境中支撑下去的最好的安眠药。

 

老板说过，他对中国的电视电影怎么都产生不了兴趣；缺乏对这么一群人的兴趣却要分析这群人，无异于隔靴搔痒。而我们，出生成长于这个环境，与这些人血脉相连，同现实一起变成这个国家的历史。这种感情渗入骨髓、流淌在血液里，敏感又躁动，绝不是干枯的市调数据能够取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