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三弟杨靖生日快乐！

 

 

    我三弟出生于1963年10月23日，今天是我三弟杨靖59岁的生日。他在我们兄弟姐妹五人中年龄最小，虽然三弟的年纪最小，但是他却非常懂事，老实忠厚，待人真诚宽容，具有很强的牺牲精神。

    我是三弟牺牲精神的直接受益者，换句话说：当年他是为了我才作出牺牲的。那时我父亲正受冲击，整年在外地当采购员，母亲是一中的老师，家中无人做饭。我刚上初中，我母亲便让我辍学在家做饭。为了我能够继续上学，当时刚满5岁的三弟主动承担起做中午主食的重任，主要就是蒸玉米面窝头。一年以后，他居然连六担准大麦面的烫面卷子、烙饼、手擀面都做得有模有样了。

    1984年三弟大学毕业后，在秦皇岛耀华玻璃厂干了数年，在开发区平板玻璃厂当了几年厂长，后来又在与澳大利亚合资的邦迪管厂任高级工程师，从1995年起他与我大弟一起办香料厂。从2007年开始，他在北京民政部下属的一家企业工作。我三弟的儿子成都大学法学专业硕士毕业后在深圳一家律师事务所当律师。

    我三弟杨靖是一个为人宽厚、善良、低调，具有高度牺牲精神的人。我儿子从他刚懂事的时候，只要提起他的三舅来，总是赞不绝口。

 

 

祝愿声声心中暖

福星高照呈瑞祥

三言两语难叙尽

弟兄亲情永难忘

杨门虎将出贵子

靖日风光美无疆

生逢逆境多磨难

日夜兼程未彷徨

快马加鞭从头越

乐在中年续辉煌

 

                     

  

  

 

 

     

 

 

Happy Birthday to my third younger  brother

记我的三弟

 

    我三弟杨靖生于1963年10月，他在我们家兄弟姐妹五人中年龄最小，虽然他的年纪最小，但是他却非常懂事，善良忠厚，善解人意，待人真诚宽容，具有很强的牺牲精神。

    我是三弟牺牲精神的直接受益者，换句话说：当年他是为了我才作出牺牲的。

    三弟比我小8岁，上面有两个哥哥，两个姐姐，总排行第五，所以他的乳名就叫“小五”，当时我们都这样称呼他。我们家的孩子们刚成家时，只有我三弟的两个姐夫、两个嫂子称呼他的学名，由于受外姓人的影响，现在我们也都叫他的学名，而不称呼其乳名了。

    三弟自幼天资聪颖，三岁时便能背诵《毛主席诗词》全本，共37首。1968年夏天，我们县社机关大院的毛泽东思想红小兵学习班到县礼堂演出节目时，其中就有三弟背诵毛主席诗词《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本来三弟对这首毛主席诗词是倒背如流的，偏偏那天却发生了意外，大概是台下几千人众目睽睽的缘故，他背到“四海翻腾云水怒”这句时突然卡壳了，我在后台赶忙提示他，“五洲震荡风雷激”，我怕让台下听见，提示声音太小，他根本就没听见。他当时脸都涨红了，一连说了六个“云水怒”，还好，最后他终于想起下一句了，顺利地将这首诗词背了下来。那时他只有四周半，这么小的孩子难免怯场，结巴点人们也能理解，我提着的一颗心终于落了下来。

    1968年11月，我和大弟猛子升入了初中。刚上了一个星期的学，我母亲就让我辍学，原因是家里没人做饭。那时学校中午12点放学，下午1点半上课，我放学回家已经12点一刻了，又要捅炉子，又要蒸玉米面窝头，然后还要熬白菜，饭刚做熟就到上课的钟点了，所以我们每天下午上课都迟到，母亲是县中的老师，自然不能迟到，连老师都迟到，那还怎么管学生？就这样，我辍学了。

    我辍学后，我大弟猛子整天和我母亲争吵，说：“我姐才13岁，怎能不让她上学呢？难道就这样让她当一辈子锅台转？”

    我妈说：“都上学谁做饭啊？要么你别上学了，在家做饭。”

    猛子说：“甭想！我才不做呢！”

    那时，我三弟刚满5周岁，还没上学。他听到了他大哥和母亲的争吵，说：“妈，让大姐上学吧！我每天上午把窝头蒸熟了，她回来以后只熬菜就行了，这样你们都不会迟到了。”

    我惊讶地望着他，说：“这怎么行呢？你才5岁啊！怎么会蒸窝头呢？”

    三弟说：“大姐，你赶快教我吧！”

    一个5岁的孩子学做饭，真是勉为其难了！我儿子15岁时，还在家长面前撒娇呢。三弟确实心灵手巧，我只教了他一次，他就学会做窝头了。我每天早晨上学之前用沸水把玉米面烫得半熟（那时我们家做的是不用发酵粉的烫面窝头），他就在我们放学前的半小时把窝头蒸上，等我放学回家后，把锅从炉子上端下来，再做菜。他当时太小，根本就端不动锅，所以窝头不能蒸早了，否则窝头蒸干锅了，他端不下锅来，就糟了！

    一天中午放学回家，我刚走进院子，忽然听到三弟嚎啕大哭，一股浓烈的焦糊味扑面而来。我知道他烧干锅了，那天的炉子实在是太旺了。我赶忙把锅端下来一看，竹子屉都烧焦了，窝头也蒸糊了，三弟的眼睛也哭肿了。

    我安慰他说：“不要紧，下次再遇到这种情况，就往锅里加水。”

    有一天放学后，我到家端锅觉得特别沉，揭开锅一看，水漫过了屉，把窝头都泡涨了。三弟害怕再蒸干了锅，水加得太多了。

    看到这种情形，我心里非常难过，便对他说：“小五，你别作饭了，还是我辍学吧，你才5岁啊！”

    他说：“没事儿，我下回注意点就是了，你不上学怎么行呢？”

    我母亲自1969年冬季就到大牛栏村当斗批改宣传队的队员，父亲全年在外给副食品经理部搞采购，家里只剩下我们5个孩子，1970年整个春节，父母都没在家呆一天。整整一冬，我晚上睡觉都没有脱过一次衣服，因为早晨四点我就要起床生炉子，我唯恐因为屋子里冷，早晨起不来。

    文革时期是春季入学，1970年春天，三弟已经到了上小学的年龄。为了让三弟上学，母亲再次提出让我辍学。看到三弟小小年纪吃了那么多苦，我实在是于心不忍，立刻爽快地答应了辍学。可是三弟却对我母亲说：“妈，还是让大姐上学吧！明年你的宣传队就结束了，我明年再上学也不晚。我生月小，明年春天还不到7周半。”

       1970年夏天搬家以后，家里不烧煤球炉子了，开始烧大灶，大灶烧煤泥，需要拉风箱，但是做饭却快得很，我放学回家做饭都来得及。早知道这样，何苦让三弟晚上一年学呢？可是木已成舟，谁也没有那种先见之明，能预料到搬家以后可以烧大灶。三弟也毫无怨言，仍然尽心尽责地履行着做中午主食的义务。

    比起1968年冬天三弟刚做饭时，1970年他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不仅会蒸窝头，还会做六担准大麦面的烫面卷子，甚至还会烙饼，做手擀面。可是一个不满七周岁的孩子整天窝在家里，毕竟是郁闷和寂寞的，于是三弟一边做饭一边引吭高歌。记得当时他能唱《智取威虎山》全场；《红灯记》全场；《沙家浜》全场，他能够自如地在样板戏中的各个角色之间转换。因为这些样板戏广播里每天都在播放，所以这些唱段三弟早就耳熟能详了。

    1970年春天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推出了五首历史革命歌曲，这五首歌曲也都成了三弟经常唱的主旋律。记得这五首歌曲有《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大路歌》、《毕业歌》、《到敌人后方去》、《新的女性》。有一次放学我刚走到十字路口，就听到三弟在家里唱《新的女性》的高八度的歌声：

 

新的女性，是觉醒的劳苦大众，

 新的女性，在斗争中挺起胸。

冲破牢笼，要砸碎千年的枷锁，

争取解放，赢得妇女的新生。

......

 

     歌声告诉我他已经把饭做好了，所以才会有这么轻松的心情引吭高歌。

    就这样，为了让我能够继续上学，三弟晚上了一年学。尽管我现在只有大专学历，可是三弟当年若不为我作出牺牲，使我得以完成初中和高中学业，为以后上电大奠定基础，我填履历表时在学历一栏中就只能填“小学”了。

    1980年高考，三弟考了404分，（那时的满分是500分）。在整个应届毕业班他排在前5名，但是由于他体检时色弱，80%的专业都限报，结果只上了个省重点大学，高考成绩比他少30分的同学都上了全国重点，他真是太亏了。

    大学毕业后，三弟在秦皇岛耀华玻璃厂干了数年，在开发区平板玻璃厂当了几年厂长，后来又在与澳大利亚合资的邦迪管厂任高级工程师，从1995年起他与我大弟一起办香料厂。从2007年开始，他在北京民政部下属的一家企业工作。我三弟的儿子杨光曈厦门大学毕业以后考取了成都大学法学系的硕士研究生，毕业后在深圳律师事务所工作，2019年初在深圳买房，10月2日结婚，现在他的儿子杨懋勋已经三个多月了，三弟已经当上了爷爷。

   我儿子上大学时，我三弟给他花300多元钱买了一个旅行箱，还买了一双100多元的运动鞋，一件190元的高档羊毛衫。后来，他又给了我儿子2000元钱。儿子上大学以后，他又给我送来2000元钱，说我这么多年不容易。我实在是不能再要他的钱了，因为他当时停薪留职干个体更不容易，现在挣钱比登天都难。于是我把这2000元钱给他送了回去。我说，“你的心意我领了，但是你的钱我不能再要了。”

 

    这就是我的三弟，一个为人宽厚、低调，具有高度牺牲精神的人。记得我儿子刚记事时，提起他的三舅来，总是赞不绝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