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万上海知青的最后一个守望者
2006年12月,我在网上随意溜达,突然一篇名为《浦江儿女塔河情》的文章映入眼帘,我觉得这篇文章很好,便将其推荐到了柴春泽国际知青网站和中华知青网论坛的知青、兵团战友专版。当时我并没有留意这篇文章的作者是谁,文章来源我写的是新浪博客。
2007年3月18日,我应《塔里木人》知青博客圈大侠圈主的邀请,加入了《塔里木人》圈,通过访问大侠的博客,我才知道《浦江儿女塔河情》这篇文章的作者是大侠。通过拜读大侠的《支青回忆录》和知青长篇小说《胡杨有情》,我被深深地震撼了!不由得热泪盈眶,沉思良久,感慨万端!大侠就像一棵伟岸的胡杨树,深深地植根于塔克拉玛干大沙漠中,经过四十三年的风雨沧桑,已经同天山、大漠完全融为一体了。这时我终于读懂了“胡杨有情”这四个字的深邃含意,这四个字已经镌刻在十万上海支青的心中,成为永恒。如今大侠的知青战友已经全部退休,而大侠仍在工作岗位上,他已经成为十万上海支边知青在新疆的最后一个守望者。这正是:
侠之大者思忧国,
回首往事感慨多。
青春热血洒大漠,
壮岁豪情献塔河。
风雨滂沱凌云志,
赤子丹心写宏歌。
四十三年戈壁伴,
回眸夕阳红似火。
现在我把大侠的大作《浦江儿女塔河情》全文转发在这里,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浦江儿女塔河情
作者:大侠
日历翻开到二十一世纪,那些当年曾叱咤风云的上海支青而今大都已两鬓挂霜,有的腰背佝偻老态毕现,有的甚至已撒手人寰留下青冢一堆。人们怎能忘记,他们曾经的火红青春是怎样持如椽大笔在塔里木书写壮丽人生,他们像播种机在祖国边疆播洒现代文明也播洒爱情的种子,他们像蜡烛燃烧着自己,也扮靓了座座军垦新城。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十万上海支青满怀理想和抱负,他们满腔热情地响应党和国家的号召:“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好儿女志在四方,一颗红心两种准备”,就连空气中也到处弥漫着“军垦战歌”“送你一束沙枣花”的美妙旋律。青年们热血沸腾,群情激昂,他们放弃安乐的家园,放弃升学的机会,瞒着父母偷出户口本去报名,为达目的他们表决心,写血书,立下豪迈誓言,“不批准支边绝不罢休!”
鱼珊玲、应奋、杨永青……,有志青年的榜样激励着更多的支青告别黄浦江,穿着因瘦弱的身体而显得宽大的绿军装,扛起行装义无返顾地乘上54次列车朝着这亘古荒原,朝着寄托崇高理想然而却十分贫瘠艰苦的所在行进,从此以他们的动天地泣鬼神的壮举,开创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伟大业绩。
当火车拖着长长的烟雾跨过长江,穿越秦岭,当江南郁郁葱葱的绿色被荒凉的千里戈壁所取代时,当汽车载着他们颠簸在杳无人烟的环塔克拉玛干大沙漠边缘坎坷路面上时,当他们来到一处座座隆起的高包,带队的领导说这就是你们的家时,他们哭了。是的,他们有过彷徨,有过叹息,有过委屈,有过悲伤,有过太多的不如意,他们中有的退缩了,逃避了,但是更多的支青选择了坚强、勤奋、执著、抗争。
喝黄浦江水长大的“小鬼头”、“嗲妹妹”们没有沉沦,没有躺倒,他们不怨天忧命,不自暴自弃,他们揩干了思乡的眼泪,毅然决然地钻进几近原始的“地窝子”、“干打垒”,在塔河两岸安营扎寨,他们不乞求怜悯不希冀同情,他们不再如“鸭子”般叽叽嘎嘎地整日叨叨,因为生活告诉他们“幸福要靠劳动来创造”这样浅显而又深刻的道理。他们以娇弱的身躯载负起生活和工作的重压,挥起坎土曼,挑起胡杨木扁担,推起装有柳条筐的独轮车,几番风雨几经磨练终于铸就一身铁骨钢筋。
“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在当时是很时髦的话,然而,当“文革动乱”如洪水猛兽般袭来时,一切希望顿成泡影。他们中有很多人才华横溢身怀绝技,也曾承载着父辈们的殷切期望和民族的未来,他们恨自己生不逢时,空有一腔报国心和满腹的锦纶。在“知识越多越反动”和“交白卷”先生们肆意横行的年代,来自繁华都市的见多识广和受过良好的学校教育的支青,在相对封闭传统的“老军垦”看来,乃是“小资情调”,几近于异类。
“青山挡不住,毕竟东流去”,他们集精明、聪慧、机智、灵巧等优点和调皮、捣蛋、狡黠、刻薄等缺点于一身,他们不信邪,不媚俗,甚至有些桀骜不训的个性特征,常常令本来墨水就不多的“老军垦”们束手无策,而沾染偷鸡摸狗打群架,偷工减料搞恶作剧的肖小伎俩使“当地人”常避之忧恐不及。“无政府”本身其实就是对“动乱”的反动,那是他们遭受压抑的青春的勃发,是被摧残的灵气的闪光。无论在黑暗的“动乱年代”还是最艰苦的“峥嵘岁月”,他们不会放弃。在苍茫夜色中,“地窝子”的小格子窗透出正在豆油灯下苦读的身影;在朦胧晨霭里,水渠边、树林里缭绕着支青们抚琴对歌的嬉闹声和优美旋律。在禁止穿裙子、小腿裤的年代,女支青总能独具匠心地裁剪漂亮、编织美丽,掩不住江南女子独有的灵秀细腻,他们的“作品”总能博得“老军垦”的婆姨们的喝彩和称道。
“文革”的结束为支青们开辟了一条通往理想境界的道路,他们终于得以展现自己的才华。他们有的走上领导岗位,使刻板的行政命令式的领导模式里增添了理性思考和更多的人情味;他们走上业务岗位,使曾经的粗放型管理注入了精打细算的“上海人”式的管理方式;他们当上人民教师,不仅向学生们传授书本知识,更多的是向学生传递“都市人”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其潜移默化以至于就连他们的学生也“王、黄不分”,一开腔就上海味十足。如今他们培养的“桃李们”已遍布全国,出色的一师教育为国输送多少英才。
支青们进疆,首先面临的考验就是过“三关”,所谓“三关”就是“生活关、劳动关、恋爱关”,过生活关最难的就是吃包谷馍、糖萝卜,吃惯白米饭的咽喉实在难以咽下“粗纤维”,每月三、五、八元的津贴还不够到馆子嘬几顿的,于是支青们各显神通,有的向上海父母讨救兵寄吃的,有的大展厨艺粗粮细做,自然也少不了鸡鸣狗盗之类。过劳动关可是如过鬼门关,手掌上水泡破了里面又打一层泡,身上的皮被晒脱了几层,独轮车推得东倒西歪,肩膀肿得不敢压担子,在“老军垦”们身教言传下,体力活居然也能干得象模象样,白天腰酸背痛,一觉睡醒照样有说有笑。过恋爱关对于处于懵懂状态的小青年尚无所谓,对大龄支青无疑是横插杠子棒打鸳鸯,荷尔蒙的大量分泌岂是一纸禁令可奈何的,依然故我的卿卿我我花前月下,本性的追求和本能的显露难以阻遏。“三关”固然难过,支青们总有应对的绝招,变通的办法,也许这就是适者生存的道理吧!
长期的耳鬓撕磨,频繁交流使支青们理解了“老军垦”恨铁不成钢的苦心,他们的真诚和朴实,他们对事业的忠诚和执著,他们吃苦耐劳的优良品德深深地打动着支青们。谁病了,谁家里有事,谁闹情绪了,准保瞒不住那些视支青如同子女的“老军垦”们,盖着荷包蛋的热腾腾捞面端到手中,洗干净缝补好的衣服折叠好放在枕边,彼此亲密如同一家。
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老军垦”对上海货的崇拜近乎虔诚情有独钟,对上海生产的名牌如数家珍,“蝴蝶牌、永久牌、红灯牌、大白兔、前门牌”光说牌子就知道是什么。每当支青回沪探亲总要大包小包为他们敬重的“老军垦”采购“上海货”。他们虽然“任务繁重”但他们乐意,并且乐此不疲,这是一种亲情,而很多“老军垦”的子女与支青们喜结良缘,则是对这种亲情的升华。支青们恋爱终结硕果,对上海人来说没有家俱是不能称之为家的,商店没有卖的,公家没有做的,这难不住支青们,他们依样画葫芦操起家伙就打起了“捷克式”、“中式”家俱,壁橱、五斗柜、高低柜、夜壶箱、八仙桌、席梦思床便成了当年的“流行”,“老军垦”们也追风淘汰“粗制滥造”把“时尚”搬进家里。
在塔里木、在农场里,上海文化无处不在,君不见在支青曾经聚居的阿克苏、阿拉尔人们的穿着打扮要比内地很多发达地区前卫,上海文化同边疆民族文化、军垦文化的交融、交流形成了自成一体的独特文化,华丽时尚中透出粗犷简约,浓郁的民族气息中分明又沁出世界潮流的风味。当走进上海人的家里总能感到温馨而和谐,脱俗而个性。惯于在“螺丝壳里做道场”的上海人必定会充满创意地营造爱巢,而今在商品房时代打造时尚家居已成为一代新人追逐的目标,当年一包包寄自上海的时装包裹和托支青捎带的流行衣裙,曾经改变了几代塔里木人的衣着习惯,而如今昨天上海人的流行色就是今天塔里木人身上衣。
在革文化命的年代里,支青们苦中作乐,天性的乐观顽强地表现他们的创造天赋,自己作曲自己编舞,歌唱农场歌唱爱情歌唱生活,多才多艺的上海支青几个人一聚吹拉弹唱就是一支小乐队,琵琶、古筝、竹笛、二胡琴瑟呼应,坛坛罐罐也来助兴,敲得有板有眼。苏联民歌最受青年们青睐,《莫斯科郊外的晚上》、《一条小路》唱得委婉悠扬;《共青团员之歌》、《喀秋莎》唱得高亢激昂豪情勃发;新疆民歌的异域情调常令他们唱得如醉如痴;画画的、写书法的、吟诗作文的各显身手抒发情怀。“老军垦”和他们的子女常来围坐唱和,气氛十分热烈、融洽。
支青们终于也老了,他们或回上海去“顶替”父母亲了,或是告老还乡了,如今他们已白雪盖顶儿孙绕膝尽享天伦了,他们仍然割舍不下这片哺育他们成长的热土,茶余饭后间塔里木的生活话题总萦绕着他们心中不能散去,就连支青们的子女也时常相邀开Party搞联谊,因为塔里木有他们太多的难解情结,这里承载着多少喜怒哀乐,这里曾是他们全部的事业,“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他们有的因为上海的家庭矛盾或因为买不起房子回不去上海了,有的支青家两个孩子,其中一个因为报不上户口也留在了塔里木,他们仍在继续演绎着“上海人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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